阳春县志 - 道光元年（1821年）版总序 · 敕书与县堂儒学碑记（上）

艺文（包括敕书、记、传、颂、铭、诗等）

（总序）：既然是记载地方地理的书，为什么要收录诗文（艺文）呢？回答是：古时候朝廷的使臣（乘坐轻车）每到一处，都要陈列当地的诗歌来考察民间的风俗。艺文这种东西，关系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政治教化，怎么可以遗漏呢？言论文章不分古今，只要符合经典的要旨就行；作者也不管是贫是富，只要挑选其中精贵的文章即可。至于那些仅仅是描写风云月露、无病呻吟的辞藻，哪怕连篇累牍，也实在是不值得收录的。

阳春虽然是个很小的地方，但从宋、元朝以来，在这里做官的、在这里寓居的、以及本地出生的贤才，能够写出大雅、小雅那样优秀诗文的人才，大概也有几十家。谈论古代有文章，记录当代有文章，登高游览名胜古迹也留下了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声韵悠扬如同管弦奏鸣，文辞优美可以镌刻在金石之上。我按照是否有益于风俗教化的标准来衡量，难免有所取舍。经过甄别筛选后记录下来的这些，大概足够供将来朝廷的使臣来考察采风，作为我们这一方水土文献的印证。至于那些记事的作品，有的可能是大体纯正但略有小瑕疵，我就保留下来等待后人去考证，不敢随便删改削减。

充任春州军事推官兼知本州王孝叔的制敕（宋代 王安石）

敕令孝叔：南方那些荒凉偏远的州郡，很多官吏都害怕去那里任职，而你却主动请求前往。朝廷因此优厚地赐予你俸禄，并把劝勉和赏赐放在你此行之后，去吧，你要好好勉励自己，时刻想着怎样治理好那里的老百姓。现任命你充任春州军事推官并兼任本州知州。

春州记（宋皇祐二年州守薛利和，河东人）

国家拥有天下，一共大约有四百个州，分为四个等级：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春州就是其中之一。根据《九域志》记载，广东（粤地）在星象上属于斗宿和牛宿的分野。自从秦朝打通五岭，设置了南海郡，春州就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汉代时改属合浦郡，晋代分出设立了恩州，唐代称为南陵郡，下辖阳春、罗水两个县。当时户籍上有一万多户。隋朝时这块地方归高凉郡统辖。五代时期变故很多，刘氏（南汉）割据一方，岭南地区与中原闭塞不通。起初，朝廷的军队讨伐平定南汉，得到了四十多个州，拿流南、罗水、八阳三个县合并为春州并归勤州管辖，傅林（编者注：前文考证应为富林）并入铜陵县。归属了几年后，当地土著叛乱，老百姓遭受战火灾难的十有八九。把春、勤两个州合在一起计算，户籍上也仅仅只有一千多户。

宋朝景德年间，本道的转运使因为州治旧城的水土恶劣薄弱，把州治迁到了铜石。没过多久又把它划归新州管辖，过了几年又恢复了旧制（迁回旧址），这都是为了顺从老百姓的便利。从这里向西北走陆路，距离京师（汴京）有六十三个驿站的距离；向东北走水路汇入大海，总共也就一百多里。这里四周被群山和树林环绕，以岩石和洞穴为襟带，汉人和獠人等少数民族杂居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土地低洼潮湿，适合种植水稻和高粱。老百姓除了出力种庄稼外，生活常常很悠闲安逸，在自己的地界里自给自足。记载中所说的射木山，可以用来登高远望；漠阳江，可以用来通航船只。严泉有甘美的滴水奇观，石穴里有奇特的金属矿物，这里的物产也不过就是橘子柚子和猿猴之类。所以一般的那些大商人，没有特殊原因根本不会到这里来。

这地方地势低洼潮湿，常年多发瘟疫，四面八方谈论起瘴气疾病的地方，都把春州排在第一位。所以凡是被派到这里来做官或者任期满了离任的，朝廷必定会给予丰厚的赏赐。当天子在京城明堂举行祭祀大典的那一年，我河东人薛利和来到这个州担任太守。我新建了南楼用来吹奏鼓角，以节制城门的开启与关闭；修缮了城门来严把钥匙，防备坏人作乱；建造了存放圣旨敕书的庙屋，以此来尊崇朝廷的法令教化；修葺了甲库用来存放兵器，严明军事纪律；修缮了劝农亭，敦促农业这个立国的根本；建造了招商院，用来体恤来往的客商。建起旧的，修补废弃的，过了一个月就宣告完工。我把这里山川物产的常态，以及古往今来废弃与兴盛的遗迹，打磨石头刻在上面，让以后来治理这个州的官员，不需要去翻找地图书册或者询问当地老人，一到这里就能有所考证了解。

乡贡进士题名记（明成化七年知县 梁涞，庐陵人）

广东在这一百几十年间，建立功业和擅长文章的士人，大概已经可以和中原地区相媲美了。至于像肇庆府阳春县这样土地偏僻简陋、瘴气深重剧毒的地方，即使有奇伟杰出的士人也很少能见到。不仅是文章方面如此。难道是这里的土地和风气限制了他们吗？还是说接受任命来这里治理的官员，因为觉得这地方环境恶劣，在教化和培养人才方面多是敷衍了事，没有完全发挥出当地人的材质，从而让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改变命运呢？唉！上天赐予人类的善良本性，无论是在偏远的岭南还是在靠近中原的齐鲁大地，都是一样的，难道唯独阳春的人有异常吗！阳春从秦汉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几百年了，这里的人懂得礼义、接受教化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唯独没有听说过在文章和功业上出众的士人呢？我查考以前的地方志，难道是以前修志的人不知道去探访记录吗？

这次我来阳春当县令，几个月后番阳人吴子育公子来担任县丞。吴子育擅长写诗文，空闲的时候必定会和我一起督促本地生员学习。有个叫崔晔的秀才，很会写文章，我们两人都非常赞赏他。离开阳春六年之后，吴子育来到京城，高兴地告诉我：“崔生在戊子年的秋闱（乡试）中考中了举人，而且被考官选中了。阳春县能够凭借诗文考中举人的，是从崔生开始的，在这之前还从没听说过。”吴子育于是打磨了一块石头刻上题名碑，让后来的人能看到。因为我曾经担任过阳春县令，了解崔生，所以他嘱咐我写这篇记。

唉！吴子育对于阳春的士人，真是用心深厚啊！如果让吴子育在齐鲁那样的地方用心教化，那功效会怎样呢？如果以后治理阳春的官员，都能像吴子育这样用心，那些品德高尚、有才华的士人，怎么会不显扬于当世呢？阳春虽然偏僻简陋，但有了这样的人才也就不显得简陋了。现在吴子育差不多经过三次考核将要离开阳春了，不知道接替他来治理的人，还能不能像他一样呢？只要皇上的教化能够普及到这些偏僻幽暗的地方，就像春天来了阳气通达，哪怕是背阴的悬崖和寒冷的山谷，万物没有不舒展生长的。我知道阳春从此以后，怀抱道德和诗文而考取功名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未必只有崔生一个人。各位生员要努力学习，应该以崔生为榜样来勉励自己，不要因为地方偏陋就自暴自弃。这就是我要写的记。

重建阳春儒学记（明正德十五年肇庆知府 黄瓒，晋江人）

我黄瓒（自谦称端州小子）有一天正在堂上办公，有一位生员恭敬小心地迈着碎步走上前来，拜见我并拿着一张图纸报告说：“这是我们重建的阳春县儒学（县学）的图纸，是奉了县令的命令呈送给您的，求您写一篇碑记。”我于是展开图纸站起来观看：中间是大成殿（孔庙正殿），祭祀的制度森严合规；两旁像鸟翼一样展开的是东西两庑，朴素而不华丽，宏伟而坚固持久。大殿的外面，高高筑起的是露台，又修整扩建了宽阔的庭院。前面是棂星门，大殿的后面是明伦堂，明伦堂的左右两侧分别是两斋（宿舍）和书室，依次排列得井井有条。士子们读书修身、休息游玩，都有了合适的地方。我高兴地说：“真漂亮啊！这项工程，也是符合天下通行的体制的。”

那位生员拱手走上前来继续说：“阳春是个深山里的县，很多事情都荒废了。孔夫子的庙宇破败已经很久了，简直连风雨都遮挡不住，又哪里谈得上县学里的学堂呢？两位学官和前任县令一直没能顾及到这事。我们现在的县令上任没多久，看到这破败的景象，心里非常难过，甚至觉得寝食难安。就像丢失了什么贵重东西一样。于是就把它彻底翻新重建了，规模比以前扩大了很多，看起来比过去更加光彩照人。”我黄瓒说：“有这样的事吗？我听说阳春地处万山之中，有很多瑶族部落，他们和当地的土匪勾结在一起忽隐忽现，不服从教化，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县令怎么能这么快就办成这件事呢？”生员说：“因为如果不平息盗贼，教化就无法兴起；教化不兴起，动乱就会由此产生，也就难怪杀人放火、抢劫掠夺的事情会那么猖獗了。所以县令刚上任，就带兵直捣那些瑶族山洞，歼灭了坏人，抓获了首领，并安抚了那些前来归附的人。县境之内顿时清明太平了。在那种局势危急、仓促忙乱的时候，他还在急切地为老百姓谋划。大家都感念他的恩惠，这种感恩之心一旦触发，大家就都不用监督，自发地跑来干活。连县令自己都没察觉到这项工程竟然完成得这么容易。”

我黄瓒感叹道：“原来是这样啊！这就叫做急当务之急。这大概就是教化的力量吧！所谓建立县学，就是为了讲明我们孔夫子的学说大道的。孔夫子的大道，远远不是我和你所能讲述完全的，也根本不需要我们去赘述。但我们可以论述一下：天地间的各种有形的物质都会败坏，唯独这‘道’生生不息、永垂不朽。因为它汇聚了天地、体察了万物，贯穿了古今而且是独一无二具有灵性的。我们孔夫子的大道产生，就是这种灵性达到了极致的表现。他率先掌握了万古以来人心里共同的良知，他的事功超过了尧舜。他这种不朽的伟大成就，所以虽然在生前遭遇困境时未能使自身尊贵，但他却能享受万世的庙堂祭祀，与造物主同始同终；虽然他的学说没能在齐、陈、鲁、卫这些诸侯国推行，但他的大道却像太阳悬挂在天空、水流淌在大地上一样普及。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精神灵性永不朽灭，直到今天，从国家的都城一直到偏远的海角穷乡，都知道要尊崇他的正道、推崇他的教化，那么人们自然就会隆重地回报他了。就算是孔夫子自己，恐怕也不知道他在身后竟然会受到如此无穷无尽的尊崇和荣耀啊！那么今天县令盖的这座县学，是因为他有一种不得不这么做的责任感在驱使，这不是县令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也不是我所能完全理解的。而且我还听说，县令在修筑这项工程时，竟然有瑶人和僮人（壮族）主动运送木材来资助。圣人有句话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就算到了蛮夷之邦也行得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县令平时的忠诚守信，已经折服了瑶人、僮人的心，而孔夫子的话也确实可信，没有骗人啊。这项工程，在正德丙子年（1516年）夏季六月开工，在当年的秋季九月落成。阳春的县令黄君，名叫黄宽。我端州小子，名叫黄瓒，和黄县令是兄弟排行，也是福建人。我们都有兴办学校的责任，而且我也无法推辞写这篇记，所以就写下来留给后人。”

蘗谷愚木记（明嘉靖二年广东副使 黄大用，莆田人）

这块木头出自阳春的西山，不知道是生长了几千几百年的老东西了。癸未年（1523年）十一月（仲冬），我路过水溪边，看到了它奇特的形状，就命令当地人把它绑在出海的船上，运到了我的行署。我因此得到了一件天下罕见的大观景物：它有着山峰般挺拔的秀丽，又有岩石峡谷般深邃的幽暗，凡是让人感到惊喜或者惊愕的特征，真是多得数不清。我绕着它徘徊观赏，让人性情和耳目都感到无比舒畅，几乎忘了它原本只是一块木头。它最磅礴最高大的部分，向西北分叉的，就像是昆仑山；蜿蜒向西延伸的，就像是华山、泰山。中间的部分像嵩山，北面的像恒山，南面的像衡山。似乎所有的山脉都在向昆仑山拱卫。还有像黄河源头一样的地下伏流，下面有阴暗的洞穴，露出来的部分像是积石山，水流和淮河、泗水汇合后流入大海。它简直把天下所有壮丽的景观都齐备了。

物品就是大道的体现。昆仑山、黄河源头，就像是君王和父母，这是大德；代表着纯粹和精魂。五岳和四大河流，就像是臣子，这是小德；代表着旁通和情感。高低上下陈列出来，贵贱的位置就确定了；这就是理虽然是同一个，但在具体事物上的表现却各不相同。真是太奇妙了！我只是奇怪，它不能作为木材使用，所以被木匠抛弃了；更严重的是，要是遇上我这种不留意、不仔细观察的人，恐怕还要受到屈辱，这难道是它太愚笨了吗？然而，这块木头对我却有很大的傲气：它那特立突起的样子，我自愧不如它的高峻；它那洞穿空灵的样子，我自愧不如它的虚心；它那从容宽广的样子，我自愧不如它的肚量；它那灿烂的纹理，我自愧不如它的文采；它那深渊般的宁静，我自愧不如它有根本；它那充沛顺达的样子，我自愧不如它在应用时的不露痕迹。这块木头如果遇不到我，那就真的是怀才不遇了。可是，它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禀赋，却从没有忘记展示在我的面前。我看了之后大受启发，反过来要求自己：如果我将要去游历名山大川、攀登昆仑山、探寻黄河源头，走遍八方极地，进入那个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缥缈的境界，难道能在我的内心之外找到这些吗？

我曾经写诗赠给罗东川，里面有“骨鲠可知贯金石，心期不朽答乾坤”以及作为座右铭的“无言道自尊”这样的句子。这其实是借用了罗东川那种深刻的赏识眼光，况且东川先生是用自己的内心去观察事物，随时随地都可以作这样的观想。我还不满周岁就成了孤儿，还没到立志学习的年纪就失去了母亲的依靠。我孤零零一个人奋斗到今天，所以自号“蘗谷”（蘗，苦木，比喻生活艰难）。这是为了表明我内心的孤苦。这块木头在沙滩深渊里经历了无数颠沛流离，却依然能保留下孤单的根系，这难道和我没有相似之处吗？因此我把它命名为“蘗谷愚木”，并写下了这篇记。

留石亭记（明嘉靖十二年岭西分巡佥事 黄澄）

春季正月甲寅日，总督兼理巡抚、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陶大人（陶谐），以及总兵官、征蛮将军咸宁侯仇大人（仇鸾），来到两广镇守。当时正值阳春西山的蛮夷贼寇依仗险要的地势到处蔓延，造成的祸患最紧急。于是大人恭敬地替天行道发起讨伐，检阅了七万大军，分成三路。我（佥事黄澄）和都指挥李森，率领中路军，从泷水进兵驻扎在罗银；右参政祝续、左参将程鉴率领左路军，从新兴进兵驻扎在湾口；佥事郑允璋、都指挥高睿率领右路军，从阳春进兵驻扎在凤凰。大家都接受了统一的战略部署，约定好日期一起奋勇出击，一鼓作气擒获并捣毁了贼寇的巢穴一百二十五个，斩杀了贼首赵林花等三千七百多人，俘虏的人数也差不多，没有让一个贼寇漏网。于是恢复了农田赋税七百二十多石，安置了一千八百多户老百姓。朝廷的威严和恩德极大地散播开来，远近的人都倾心降服。少数民族贼寇吓破了胆，两广地区的人都洗心革面，地方终于安定了下来。夏季四月丁巳日，大军凯旋而归。唉！从前汉朝的将领在燕然山刻石纪功，唐朝的将领在剑阁留下铭文，考察历史上那些建立丰功伟绩的征伐，还有什么能超过这次的呢？我黄澄恭敬地叩头拜谢，把这些事迹记录在悬崖的石头上。

重修阳春县学记（明嘉靖三十五年广东提学佥事 江治，进贤人）

圣人的大道，就像太和元气在宇宙间流行一样，虽然经历了数千年，依然像在一个时代一样鲜活。虽然深山穷谷等偏僻的地方它可能暂时无法到达，但它的教化一旦深入人心，是不分大人小孩、人多人少、聪明愚笨、贤与不肖的。如果人们能从中有所感悟，就都能成为明白事理的读书人。这就像草木遇到了春天的阳气滋润，就会繁茂秀丽地生长，一天天、一月月发生改变，连它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就是圣人的大道和教化，难道是一个地方可以抹杀、一天可以缺少的吗？国家考查古制、尊崇儒学、观察民情、成就教化，遵循孔子的思想，下诏在天下的郡县建立学校、设立孔庙来祭祀他。建造殿堂廊庑，以及宿舍，制定规章制度，设置学官选拔俊才，从早到晚在这里诵读学习，于是孔夫子的学校院墙就遍布了海内。阳春县属于肇庆府管辖，偏居在南方的角落里，四周被山陵环绕，以岩石洞穴为襟带，地形险要逼仄。这就是地方志上所记载的情况。这里的儒学（县学）建立得很早了，但是由于历经的岁月太久，而地方官又不太在意，所以一天天走向倾颓倒塌。

嘉靖三十二年，谢复生县令来治理本县。他把兴办学校作为首要任务，并向各级上级部门报告，筹集木材招募工匠，把县学彻底翻新了。第二年宣告完工，他于是带着学校里的老师和生员请我写一篇记。我于是说：“办学校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圣人。圣人的教导流传百世，大道都包含在《六经》之中。只要稍微咀嚼一下其中的糟粕（指读书），就没有不感到充实满足的。从前子贡说过：‘孔夫子的院墙有几丈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里面宗庙的华美和百官的富丽。’现在这座崭新的孔庙建成了，大家有了一个可以仰慕圣人的地方，我们登上这座殿堂，沿着台阶走进门内，作着揖快步向前，看着孔夫子的塑像庄严地端坐在上面，这就和那些找不到门进去的人完全不一样了。难道这还不足以激发人们愿意学习的志向吗？修缮学校是地方官的责任，而通过学习来修养自身则是各位生员的责任。如果那些高大的殿堂、粗壮的栋梁、柱子上的短木、窗户上的栏杆，都能做到规矩方圆、水平笔直，这和我们做学问的道理，本来就是可以互相启发的。众多生员在学宫里培养，以前早就习惯了旧学校的破败景象。现在突然看到一切都焕然一新，那么这种从远处取象、触目所及而激发内心想要改过自新的念头，必定会自然而然、蓬勃地产生。所以，走上台阶就会懂得不要越级（躐等）的规矩，沿着院墙走就会明白要防备私心杂念的产生。让内心清静（心斋）就像是住进了宽广的住宅，出门做事就像去面见尊贵的宾客一样庄重。要求取仁德来修养自身，要抓紧时间来完成学业。万物得到了阳气的舒展，就会发芽开花，繁茂生长。在这样春风化雨的和谐氛围中，如果不努力去干出一番事业，那就太少见了。像这样看来，地方官修缮学校，确实对一乡的读书人有很大的帮助。等到大家品德养成、才华显达，像拔茅草一样连根拔起（指互相推荐引荐人才）纷纷出来做官。将来一定会以文质彬彬的才华闻名于天下，才不会辜负了阳春这个县的名字。既然这样，那么圣人的大道教化所能到达的地方，确实不是岭南偏远地区所能限制的，而今天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用心，将来必定会大有成绩的啊。”

重修阳春县堂并建后堂记（明嘉靖四十五年按察司佥事 吴守贞）

阳春的县衙倒塌破败已经有很多年了，算起来也经历了好多任官员。那些没有长远眼光的官员，大多是为了逃避大兴土木的劳累，往往得过且过、苟且偷安。其中或许有些有志向想要修缮的人，又因为财力不够而被迫停止，就这样日积月累，一直废弃到了今天。难道这种废弃与兴建本来就有定数，或者是在等待某个特定的人吗？

嘉靖乙丑年（1565年）十一月，号石亭的许侯（许宗承）来担任阳春知县。他刚一下车上任，走到处理政务的大堂上，就看到房梁、屋檐、柱子全都朽烂被虫蛀了。走进内室，看到后堂的柱子、台阶、抹了灰的墙壁全都倒塌不复存在。接着又环顾左右、前后查看，发现存放财物的库房、讲究礼仪的大门、办事小吏的宿舍、辅佐政务的偏厅、土地庙、申明亭和旌善亭（明代用于张贴布告和表彰好人好事的亭子），都已经朽败剥落，简直让人一天都待不下去。他于是皱着眉头说：“县堂，是发布政令的地方，也是老百姓共同仰望的地方。破败成这个样子，不仅让老百姓没有了可以仰望的威严，而且我还担心它随时会倒塌压死人。怎么还能再继续得过且过呢？”于是他下定决心把修缮重建作为自己的责任。随后他又说：“大堂，是官员办公的依托。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是先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然后自己才去享受安逸。我来治理这块土地，只要有一项政务还没有落实，只要有一丝恩泽还没有普及，只要老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的房子，我哪里有心思去修缮自己的大堂呢？”于是他开始广施恩德，体恤民间疾苦，清除弊端，严惩奸恶，兴利除害，急切地把当地父老请来询问百姓的困难。凡是让老百姓觉得不方便的规定，全部予以废除并重新制定。

当时正赶上西山、庞峒两地的蛮夷作乱，老百姓深受其害。许侯于是开诚布公地去安抚劝导他们，让他们回去重操旧业。蛮夷们全都回心转意接受了教化，县境之内恢复了太平，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许侯这才说：“现在可以（修缮县衙）了。”于是他开始计算资金、筹集木材、招募工匠。选了个好日子开始修缮大堂，用新的材料替换旧的，把它彻底修好。对于后堂，他清理了那里的荒草废墟，重新建造了一座。又增加了一个穿堂，有几十根柱子，和前堂连接起来，作为接待宾客的地方。至于库房、仪门、吏舍、偏厅、神庙以及那两个亭子，也都按顺序进行了建造。上百个工匠一起动手，没几天就建成了。计算了一下人工有若干，花费了一百多两银子。工程从丙寅年（1566年）暮春（三月）十五日开始，到这一年的孟冬（十月）初一落成。这些费用都是从犯人赎罪的罚金里提取的，不够的就用自己的俸禄补贴。干活的劳力都是花钱雇来的，没有白使唤老百姓。没过多久，县衙就焕然一新大变样了。

把几十年废弃倒塌的建筑，在极短的时间（指顾之间）内就焕然一新，好像根本没费什么力气一样。许侯的度量、见识和才智，真是远远超过常人啊！当时我正和慕林懋功一起，带着老百姓伍贤、梅芳等人，认为许侯的功绩不能没有记载，于是就去告诉了文学家蔡志学先生，蔡先生派他的门生赖秋、显吴生、起凤等人，来向我求取这篇碑记。我想，县里有大堂是为了发布政令的。然而好的政令常常在这里出台，坏的政令也常常在这里产生。政令好，老百姓就能安宁；政令坏，老百姓就会受害。登上这座大堂的官员，难道不应该修正那些弊政，去推行善政吗？后堂是为了官员安身休息的。然而贪图安逸常常在这里发生，反省自身也常常在这里进行。贪图安逸就会荒废职务，反省自身就能知道过错。居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官员，难道不应该反省自己的过失，去体察老百姓的疾苦吗？穿堂是为了接待宾客的。然而看着四周窗户的明亮，就应该想到要让自己的心胸和眼光也同样开阔明亮；看着屋檐柱子的平直，就应该想到要让自己的政务处理得公平正直。在这里说话、在这里交谈的官员，难道不应该广泛地向别人咨询请教，来获得更多有益的忠告吗？如果真的能像这样，那么这座大堂的建成，就有利于老百姓，有益于地方治理。老百姓看着这座大堂，那些善良的人一定会高兴地说：‘这座大堂上面有像严父慈母一样的官员啊，我有冤情可以在这里诉说，我有委屈可以在这里伸张。’而那些做坏事的人，一定会害怕地说：‘这座大堂上面有礼制法度啊，有刑罚政令啊，违法的坏事我怎么敢做，触犯法纪的事我怎么敢去干。’老百姓对这座大堂既爱戴又敬畏，那么这座大堂的建成，就会让人觉得它每天都是新的。如果不这样的话，出门登上大堂，就想着怎么去盘剥老百姓；退进后堂，就想着怎么去肥自己的腰包。老百姓看到这座大堂，就会恨得咬牙切齿。如果这样，那就算你是用横木做门，用茅草盖顶，用泥土做台阶，君子也会认为你是越礼僭越的。那又何必去重修和建造它呢？许侯是个君子，看他兴建这么大的工程，并不是为了自己贪图安逸；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也没有劳民伤财。他建造这座大堂，是有其正道的。那么他坐在这座大堂里办公，也必定不会苟且敷衍了。这是不能不写下来的，为了让后来的人也能看到并受到感动。许侯，是福建晋江人。是以乡试考中举人的身份来这里任职的。他的名字叫宗承，字大缵，‘石亭’是他的别号。

学田记（明隆庆四年本县尹 熊烈，富川人）

我熊烈到任处理政务的第二天，就在孔庙举行了释菜礼（古代一种祭祀先师的仪式），来到学宫和各位士绅商人探讨学业和道德，研究古代典籍。从而得知了学田（学校专有的公田，收入用于补贴办学）的来历。我向学官李君询问：“这是伍贤先生为了义举捐赠的吗？是什么原因呢？”李君回答说：“是为了资助广大的生员。伍贤这个人崇尚儒学，但他隐居在民间，年纪和品德在乡里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为了资助在学校里读书的人啊。”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他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通达儒者了。孟子说过：‘没有固定的产业还能保持高尚道德心性的，只有真正的士人（读书人）才能做到。’既然老先生是位通达的儒者，就用这块田来资助他们吧。”李君接着说：“农民要借助农具才能开始干活，各种工匠要备齐工具才能方便使用。读书人的道德心性虽然是上天赋予的，并且可以在自己身上完善，虽然不需要向外假借什么，但是买笔墨纸砚的钱、平时生活读书的费用，如果需要而没有剩余，又怎么能让生员们专心致志地学习呢？这和农民、工匠需要工具是一个道理啊。老先生的义举难道还小吗？”

我听了不禁感叹道：“老先生对生员们的用心真是太周到了！上天赐予了我们这些，我们拥有了它，又有老师来教导启发我们。如果还有人敢怠慢轻视、或者因为一点挫折就患得患失，那就不能称之为士人了。更何况你们进入了礼仪的大门，走在道义的路上，在进修的地方隐藏自己的锋芒刻苦学习，在明伦堂里悠闲自在地探讨学问，每天诵读效法圣贤的品德，而且在生活上还能得到这块学田的资助，怎么能不心存感激而更加勉励自己呢？虽然如此，但不等别人教导就能自觉奋发向上的，这更是我所期望于各位生员的。如果只是穿着儒生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去寻欢作乐，争奇斗艳，生活在贫困中却行为泛滥，生活在安乐中却荒淫无度，对于存养心性、反省察觉的学问完全不放在心上，这就已经背离了国家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初衷了，那老先生为什么要捐赠这块田呢？各位生员应该多想想怎样才能不辜负这番美意啊！”

于是把这块学田的田亩数量和租佃情况都刻在碑的背面。这位年长的乡民是太平都人，我熊烈非常敬重他的年纪和品德，特意赠送给他冠服作为荣耀。他现在被称为“寿官”。盘石是他的隐居地。这篇碑记由儒学教谕（学官）安溪人林彦佳，训导湖口人李景情共同竖立。

新建尊经阁等工记（撰写人见碑记末尾）

明隆庆壬申年（1572年），县令熊烈（熊侯）奉了少府（府级官员）郭大人的文书命令，在明伦堂后面建造了尊经阁。癸酉年（1573年），熊侯又捐出自己的俸禄，买下了山口村的两石四斗田租，作为生员们每年聚会考试的费用。他还购置了锡制的爵、祯、簠、簋等祭祀用具。到了万历戊寅年（1578年），毛汝起（毛侯）县令接手了少府蔡大人遗留下来的赎罪罚金，又加上自己的俸禄，不仅新建了明伦堂的屋顶，还兼带着修缮了孔庙两旁的廊庑。他又买下了县学前面的民用地，一直打通到城墙根，开辟出了一条宽阔的大路。他还和辅佐政务的黄交庄先生一起，另外捐出砖瓦，修建了棂星门。创建了敬一亭，把泮池移到了学校大门外。这一切都焕然一新，真是千年难逢的好时机，连我们这些做客的人也能有幸在这里尽一点微薄之力。天意如此，人心顺从，阳春县的学校看来是要大兴了吧！郭大人名叫郭文通，是保定人。蔡大人名叫蔡懋，是华亭人。熊侯、毛侯都是广西（西粤）人。黄先生则是福建人。写这篇记的人是教谕大田人俞洪，以及在此做客的训导归善人黄制。

阳春黄侯去思碑记（明万历八年礼部尚书 何维柏，南海人）

阳春，是端州管辖下的一个县。过了十三年，到了乙酉年，黄侯晋升为藤州的二府（知府的副手）。他离开阳春的那天，老百姓堵在路上簇拥着挽留他的，成千上万。挽留不住，接着就对他思念不已，于是又凿石刻碑，想让他的事迹流传不朽。因此，阳春的百姓梅芳、黄思严、叔伟等人特地来请我写一篇碑文。我哪里是什么会写文章的人呢？不过，表扬官员的德政，也正是我平素的心愿。于是我详细询问了杨生、梅生等人：“在阳春当县令的，难道只有黄侯一个人吗？为什么偏偏是黄侯当县令大家就这么思念他？离开阳春的县令，难道只有黄侯一个人吗？为什么偏偏是黄侯离开了大家就这么思念他？”

杨生、梅生回答说：“在阳春当县令的，确实不止黄侯一个人，但老百姓去哪里找像黄侯这样的人呢？世上可是没有第二个黄侯啊。当初我们黄侯刚下车上任的时候，正赶上大军平定叛乱之后，城郭一片荒凉，老百姓生活凋敝。黄侯就把整顿社会、教化百姓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所以其他的事情他都顾不上管，首先就是兴办学校；很多废弃的事情还没来得及恢复，他就先去督促农业生产。学校办起来了，当地的风俗就都变成了懂得礼义的士人；农业生产抓起来了，全县的老百姓就都能吃饱穿暖了。这就好像是在闷热难耐之后，吹来了一阵和煦的凉风；在阴暗昏沉的早晨，升起了一轮明朗的月亮一样。而且他保护老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办。消除弊端，推行新政，全都符合大家的心意。明辨是非，平反冤假错案，极大地顺应了民情。在市井街巷和乡村里落，对于那些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人，还有那些横行霸道的人，他没有不分别给予礼遇敬重或者严厉打击的。偶尔遇到一些疑难复杂的诉讼案件，他就会反复推敲寻找线索，神态和蔼、心平气和地去审问，所以公堂上从来没有积压的案件，牢房里总是空空如也。因此，御史郭公、陈公，以及柏台（御史台）的梅公、邓公在阳春驻节巡视时，考察了黄侯的政绩，全都给予了极高的褒奖赞誉，那么黄侯之所以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绝不是徒有虚名啊。黄侯平生为人仁厚，操守就像冰霜一样清白纯洁，各种多余的财政结余，他一分一毫都不会拿进自己的私宅。他免除学田的赋税，每年能收入谷子五百多石，向上可以作为祭祀孔夫子时的花费，向下可以补贴生员们挑灯夜读的费用。起初，郡里的士人从来没有在县学里好好学习过。黄侯在举行释菜礼之后，就亲自把《礼经》的深奥旨意传授给生员们。从此以后，郡里的读书人都精通这部经典了。黄侯培养人才、教化百姓的作为大体上就是这样。要是把他的事迹全都数一遍，就算是换个伺候的人来听，一时半会儿也讲不完啊。”

我听了之后说：“黄侯治理阳春的经验，用来治理我们整个广东也是可以的。黄侯教化一个县的作法，用来教化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老百姓在他离开后这么思念他，是有原因的啊！是有原因的啊！思念这种情感，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一定是在心里有所感触才会思念，在情感上有所触动才会思念，看到了他做过的事情才会思念。现在黄侯对待老百姓，名分上虽然是官员和百姓，但在感情上就像是父亲和儿子、一家人一样。天下哪里有当父亲、儿子或者家人离去而不思念的呢？更何况黄侯的德政深入民心的时间又深又久呢？所以，大家看到学校的兴旺就会思念说：‘这是黄侯用来教育我们老百姓的啊。’想到农业生产被重视就会思念说：‘这是黄侯用来让我们老百姓活命的啊。’那些孝顺的人受到了他的礼遇就会思念说：‘这是黄侯在鼓励我啊。’那些豪强恶霸受到了他的打击就会思念说：‘这是黄侯在惩罚我啊。’设立学田资助读书人，大家会思念他振奋士气的仁德；亲自传授经书要旨给学生，大家会思念他启迪智慧的道义。”

所以我认为黄侯对黎民百姓的仁惠与关爱，可以和春秋时期郑国的名相子产相媲美；他振奋士气、兴办教育的作为，可以和汉代在蜀郡推行教化的文翁相媲美。他完全可以和卓茂、鲁恭、龚遂、黄霸（均为汉代著名的循吏）这些古代名臣并驾齐驱了。从前汉代的于公审理案件从不冤枉好人，后来他家的院门坏了，乡亲们正要一起帮他修。于公说：“把院门稍微修得高大一点，让它能容得下高车大马通过。我审理案件积了很多阴德，子孙里肯定有能兴旺发达的。”后来他的儿子于定国果然做了丞相，定国的儿子于永做了御史大夫，还被封了侯。现在黄侯的父亲菊山老翁，年纪已经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以前在衢州做副知府时因为慈悲仁惠，衢州人到现在还在思念他，就像现在阳春人思念黄侯一样。黄侯的二儿子在去年秋天的乡试中考中了举人，今年春天又在京城的会试中名列前茅进了翰林院。这无非都是黄侯施行善政得到的福报啊。而且黄侯的伯祖父黄宽曾经也当过阳春的县令，后来升任端州通判，他治理过的地方老百姓都给他立庙祭祀。黄侯的家学渊源传承，确实是有来由的啊。韩愈说过：“如果没有前面的人开创，再美好的事物也无法彰显；如果没有后面的人继承，再盛大的事业也无法流传。”美好而能彰显，盛大而能流传，说的就是黄侯这样的人啊！黄侯离开了，老百姓想见黄侯却见不到，所以就想看到纪念他的石碑，那么这块石碑，难道不会像周朝召公的甘棠树、宋朝寇准的竹子一样，在史书上留下千古芳名吗！黄侯名叫黄宪，字以宪，号双江，是甲子科的乡试举人，福建温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