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六年：戶二千九百二十五，口五千零六十一。
康熙元年屆編審：戶口與順治十六年同。
康熙六年屆編審：戶二千九百四十（內新增一十五），口五千零八十四（內新增二十四）。
康熙十一年、二十一年屆編審：戶口俱與六年同。
康熙二十六年屆編審：戶二千九百五十（內增十），口五千零九十九（內增十五）。
康熙三十年屆編審：戶二千九百五十五（內增五），口五千一百零九（內增一十）。
康熙三十五年屆編審：戶二千九百六十一（內增六），口五千一百二十二（內增十四）。
康熙四十年屆編審：戶二千九百六十五（內增四），口五千一百三十（內增八）。
康熙四十五年屆編審：戶二千九百六十八（內增三），口五千一百三十六（內增六）。
康熙五十年屆編審：戶二千九百七十（內增二），口五千一百四十（內增四）。
康熙五十五年屆編審并舊編各屆：共戶二千九百七十，口五千二百四十。
康熙六十年屆編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二丁，永不加賦。
雍正四年屆編審：戶口與康熙六十年同。
雍正九年屆編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五丁。
乾隆元年屆編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二百十八丁，食鹽課二十六口。
乾隆六年屆編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二百十一丁，食鹽課一百三十六口。
乾隆十一年屆編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十三丁。
乾隆十六年屆編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二十三丁。
乾隆二十一年屆編審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二十三丁。俱永不加賦。并舊編各屆共戶二千九百七十，口五千一百四十。
乾隆三十一年屆編審新增：實滋生人丁八十丁。
乾隆三十六年屆編審初增：滋生人丁一百五丁。
乾隆三十七年，以編審之例無裨實政，永行停止。
按：王志引萬曆舊志云：役有銀差，宋之僱役也；有力差，宋之差役也。故事編役必以丁糧為準，一人丁當糧一石，每一石派銀或一兩而贏，或一兩而縮，則視各年丁糧之多寡而損益焉。力差歲編一百二十七人，共銀五百一十三兩九錢。銀差歲編三十六人，共銀二百六十八兩，則力差較銀差為重矣。
又按：康志云：役法各縣輕重不同，故其事例亦異。考之明成宏間，以見役里甲，隨丁田賦錢於官，給一歲用度。既出此錢，甲首歸農，里長在役。止追徵勾攝，無他費也。然有司多不能遵守，復令里甲值日，向所賦錢直為囊中物耳。嘉靖三十八年，御史潘季馴請增舊銀一倍，分為三等：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者也；二曰額辦，謂二三年必用者也；三曰雜辦，謂儲蓄以待不時之需者也。徵銀於官，無令里甲親之。奏可，名曰永平錄。迨都御史龐尚鵬奏行一條鞭例，則通縣均派，不專出於見役，法最良也。厥後行之者不善，黠胥豪役，窟穴其中，叢弊既多，清刷或寡，而里甲又值日矣。
陽春向為僻邑，役分十班，以十年輪當。彼時值日費猶輕也，自王興叛於恩，開大路，梗塞遂以陽春為官路，而僻邑成衝矣。凡里長值月，一槩答應雜辦，名曰硬當。硬當者，謂分定日辰，獨任其事，無有幫助也。自硬當之名立，先將通縣里長、本甲之米分為十二月，鬮定除正供外，派辦一切軍公急務，惟值月里長是問。奸吏索賄上下其手，挪移壓票，其權魯孤寡不能值日者，則奸究攬承之。派一科十，攘肌入骨，諸弊不可枚舉。以故有產者十年必罄其家，無產者十年必殞其命，或典鬻妻子，走險為盜，皆里役硬當之為害也。於是巧者竄役，拙者傾貲。豪強者稅在他戶，無一歲而值役；孤弱者稅在本里，無一歲而不累。滋累既久，民苦不支，乃議更為五年一役，冀少甦其困，而亦不能支也。既又更為一年一役，而又不能支也。
迨康熙六年改為畫卯，民皆歸農治，無復里甲出役之累。閱十餘年，知縣康善述到官，恐畫卯之法於民或有不便，集紳士而詢之，僉稱其法實為便民。計十八年來，凡前此積弊，如紳衿之免米累民，吏胥之挪移壓票，奸究之包攬當役，過境官兵之勒索折乾，悉無其事。雖窮鄉孤寡，無虞其派累不均也。然則派卯之法，可永行弗替矣。
舊例陽春民夫供役至陽江太平驛，即由陽江接替。嗣以縣改僻為衝，節裁驛站，役夫遂越境跋涉，畏甚苦之。康熙二十一年，知縣祝利見詳請檄行陽江，乃照舊例於太平驛接替，以均勞逸，而編累之苦乃除。
【批禁役夫越站碑記畧 附】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督院吳、撫院李，據陽春縣詳請：春邑彈丸，五里改僻為衝，上通省肇，下達高涼。舊例兵部勘合夫馬遞遞，額編春邑之夫下至陽江太平驛，上至新興。彼接此替，疆界井然。驛站節裁之後，陽江驛官借此規避，以致春邑之民每每越站，偏累業經前縣丙三具詳。以高涼疲變中止，茲據縣民李鍾乾等聯訴前情，卑縣自履任以來，目擊偏苦，竊以道里計之，陽春那日地方僅五十里，即與陽江分界。以五十里之近，而反代其跋涉三百里之遙，此勞彼逸，實所難堪。且太平驛路原有城池，居民簫有。部頒條記：遞解自無疎虞。文書又可四達。一以甦陽春夫役之苦，一以免陽春解役之虞，應請檄行陽江，仍於太平驛照例接應人夫，還解逃犯。彼接此收，錯到隨替，則勞逸適均。照撫偏累，邑民幸甚。
又據電白縣詳請：太平驛居陽江縣中，腰原有城池，峻深居民稠集。當日以電江縣屬僻路，特設驛署，丞抽收都稅，代應夫務。乃不挽應更替，苦累電白民夫越送至陽春三百里，而電白出城三十里之儒垌，即屬陽江縣界。自儒垌至那旦一百七十里，俱是陽江地方。惟那旦至陽春路途為陽春所管，是電白縣以三十里而應三百里之差。其苦樂不均，實甚。況太平驛現有驛官，即令常在驛所料理夫務。如奉差經臨，即照票應付，如再推諉，或額外勒索，即繩以不職之咎，勒石永禁，不許壓累。隣封如是，方可戢春電之紛，詳發飭也。均如詳嚴飭遵行。
雍正十年，知縣王元樞奉檄以學憲經臨及差使往來，一切鮮餉等事，舟車轎槓，奉發辦公米三百石。照部價折銀二百一十兩。向在羅定、德慶、七州縣移解協貼，自乾隆十二年停止，前項銀兩遞年赴司請領。夫役官僱，毫不與民相涉矣。
顺治十六年（1659年）：有 2925 户，人口 5061 人。
康熙元年（1662年）户口普查：户数与人口数与顺治十六年相同。
康熙六年（1667年）户口普查：有 2940 户（其中新增 15 户），人口 5084 人（其中新增 24 人）。
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十一年（1682年）户口普查：户数与人口数都与康熙六年相同。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户口普查：有 2950 户（其中新增 10 户），人口 5099 人（其中新增 15 人）。
康熙三十年（1691年）户口普查：有 2955 户（其中新增 5 户），人口 5109 人（其中新增 10 人）。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户口普查：有 2961 户（其中新增 6 户），人口 5122 人（其中新增 14 人）。
康熙四十年（1701年）户口普查：有 2965 户（其中新增 4 户），人口 5130 人（其中新增 8 人）。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户口普查：有 2968 户（其中新增 3 户），人口 5136 人（其中新增 6 人）。
康熙五十年（1711年）户口普查：有 2970 户（其中新增 2 户），人口 5140 人（其中新增 4 人）。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户口普查并汇总以前各次普查：共有 2970 户，人口 5240 人。
康熙六十年（1721年）户口普查新增：盛世滋生人丁 2 人，永远不加赋税。
雍正四年（1726年）户口普查：户口数与康熙六十年相同。
雍正九年（1731年）户口普查新增：盛世滋生人丁 5 人。
乾隆元年（1736年）户口普查新增：盛世滋生人丁 218 人，食盐课 26 人。
乾隆六年（1741年）户口普查新增：盛世滋生人丁 211 人，食盐课 136 人。
乾隆十一年（1746年）户口普查新增：盛世滋生人丁 113 人。
乾隆十六年（1751年）户口普查新增：盛世滋生人丁 123 人。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户口普查新增：盛世滋生人丁 123 人。以上新增人口均永远不加赋税。加上以前各次普查的总数，共有 2970 户，5140 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户口普查新增：实际滋生人丁 80 人。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户口普查初次新增：滋生人丁 105 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朝廷认为这种户口普查的惯例对实际政务没有益处，永远停止了这项工作。
按语：根据王氏县志引用明代万历旧志的说法：徭役中有“银差”（交银子代役），相当于宋代的“雇役”；有“力差”（出劳力服役），相当于宋代的“差役”。按旧例，编排徭役必须以人口和交纳的粮食为标准，一个人丁折算一石粮食，每一石粮食摊派一两多或不到一两的银子，要根据每年征收粮食的多少来增减。当时“力差”每年编派 127 人，共折银 513 两 9 钱。“银差”每年编派 36 人，共收银 268 两，可见“力差”的负担比“银差”重得多。
又按：康氏县志记载，各县徭役的轻重不同，所以做法也不同。考察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对于现役的里长、甲首，官府会随着田赋向他们征收一笔钱，用来充当官府一年的开支。交了这笔钱后，甲首就可以回家务农，里长留在衙门服役。里长的职责只是追缴税款和传唤人员，没有其他额外开销。但是很多官员不能遵守这个制度，后来又让里长、甲首天天在衙门值班，以前收的那笔钱直接成了官员的私囊。到了嘉靖三十八年，御史潘季驯请求将旧例的银钱增加一倍，分成三等：一是“岁办”，指每年必须用的开支；二是“额办”，指两三年必须用一次的开支；三是“杂办”，指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开支。这笔银子由官府统一征收，不再让里甲亲自去办。朝廷批准了，命名为《永平录》。后来都御史庞尚鹏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把差役分摊到全县，不再专门由当值的人承担，这是最好的办法。但后来执行得不好，狡猾的差役和地方豪强钻空子，弊端丛生，被清理的却很少，导致里甲又被迫去衙门值班了。
阳春县向来是个偏僻的县城，徭役分成十个班次，十年轮换一次。那时候值班的费用还比较轻，但自从王兴在恩平叛乱，朝廷为了平叛开辟了大路，交通要道受阻，于是阳春就变成了官道，偏僻的县城成了交通要冲。凡是轮到该月值班的里长，一概都要应付各种杂派差事，名义上叫“硬当”。所谓“硬当”，就是说分配给你的日子，你必须独自承担所有开销，没人帮你。自从有了“硬当”这个名目，官府先将全县里长、本甲该交的米分摊到十二个月里，通过抓阄决定，除了正规的赋税外，还要派办一切军政紧急事务，官府只管找当月的里长要。奸滑的吏员上下其手索要贿赂，挪用资金、扣压票据，那些懦弱无权、孤寡无力值班的人，就被奸商恶棍包揽代替。官府派下一分差事，他们能榨取十分，真是敲骨吸髓，种种弊端数不胜数。因此，有财产的人轮到这十年一次的差役，必定倾家荡产；没财产的人必定丧失性命，有的甚至卖妻鬻子、被逼上梁山做强盗，这都是里役“硬当”造成的危害。于是取巧的人逃避差役，老实人倾尽家财。豪强恶霸把户籍挂在别人名下，常年不服役；孤弱百姓的户籍留在本乡，年年受牵累。这种牵累久了，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商议改为五年服役一次，希望稍微缓解困境，但百姓还是支撑不住。后来又改为一年一役，依然无法承受。
到了清康熙六年，改为“画卯”（点卯签到，取消派役）制度，百姓都回家务农，再也没有里甲出钱出力的拖累了。过了十几年，知县康善述上任，担心这种“画卯”法对百姓可能有不便之处，就召集地方乡绅询问，大家一致称赞这个办法确实便民。算起来这十八年间，以前那些积弊，比如乡绅免交米粮拖累百姓、差役挪用扣压票据、奸徒包揽徭役、过境官兵勒索现金等现象，全都绝迹了。即使是偏僻乡村的孤寡老人，也不用担心摊派不均了。既然如此，“画卯”之法就可以永远实行下去了。
旧例中，阳春县的民夫服役要把物资运送到阳江的太平驿，再由阳江驿站接替。后来因为阳春从偏僻小县变成了交通要冲，朝廷又裁减了驿站，导致阳春的役夫要越过县境长途跋涉，大家对此非常畏惧和痛苦。康熙二十一年，知县祝利见向上级详细呈请，下令阳江县依然按照旧例在太平驿接替，以此均衡两地的劳役负担，阳春百姓长途跋涉的痛苦才得以消除。
【关于禁止役夫越站服役的碑记摘要 附】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总督吴大人、巡抚李大人，根据阳春县的详细呈请得知：阳春县弹丸之地，五十里的路程从偏僻变成了交通要冲，上通省城和肇庆，下达高州。按照旧例兵部核准的驿马传递路线，阳春县定额的役夫往下只送到阳江的太平驿，往上只送到新兴县。双方在此交接替换，边界清清楚楚。驿站裁减之后，阳江驿站的官员借机推脱逃避，导致阳春的百姓每次都要越过驿站长途运送，这种单方面的负担，以前的县令已经三次详细上报过。后来因为高州一带疲敝生变而暂时搁置，现在根据阳春县民李钟乾等人的联名控诉，本知县自上任以来，亲眼目睹了这种不公平的苦楚。私下里计算路程，阳春的那日地方距离县界仅五十里，马上就和阳江交界了。凭着五十里的近距离，阳春百姓反而要替阳江跋涉三百里之遥，一方劳苦一方安逸，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而且太平驿这条路原本就有城池，也有百姓居住。兵部颁发的条例记载：公文递解自然不会有闪失疏漏，文书也可以四通八达。一方面为了缓解阳春役夫的劳苦，一方面为了免除阳春押解差役的担忧，因此请求上级下令阳江县，依然在太平驿按照旧例接应人夫，交接逃犯。那边接，这边收，到了交接点就替换，这样双方的劳逸就均衡了。希望上级体恤阳春百姓受到的单方面拖累，这将是全县百姓的幸事。
同时又根据电白县的呈请：太平驿位于阳江县中部，半路上原本有城池，地势险要，居民密集。当年因为电白县属于偏僻路线，特意设立了驿站官署，抽取税收，代替百姓应付差役。但阳江却不来接替，苦苦拖累电白县的民夫越境运送到三百里外的阳春，而电白县城外三十里的儒垌，就已经属于阳江县界了。从儒垌到那旦这一百七十里，全都是阳江的地盘。只有那旦到阳春的这一段路才归阳春管，这就等于电白县只管三十里的路程，却要承受三百里的苦差。这种苦乐不均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何况太平驿现在有驿站官员，就应该命令他们常驻驿站料理役夫事务。如果有公差经过，就凭票据应付，如果再推诿，或者额外勒索，就以不称职的罪名惩处，并刻在石头上永远禁止，不许拖累百姓。相邻的县界必须像这样划清，才能平息阳春和电白两县的纠纷，请上级详细发布命令。上级均已按照呈请严格下令遵照执行。
雍正十年，知县王元枢奉命处理学政视察及钦差来往等一切伙食粮饷事务，所需船只、车马、轿夫等，由官府发放办公米三百石。按照户部规定的价格，折合成银两为二百一十两。以前这些费用是由罗定、德庆等七个州县调拨协助的，自乾隆十二年停止后，这笔银两每年都要去省里的布政使司申请领取。所有差役夫马都是官府花钱雇佣，跟普通百姓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温馨提示：以下内容由Google Gemini 3.1 Pro AI 模型根据「译文」思考辅助生成，旨在辅助老乡更好地理解古籍文献大意。内容仅供参考，严谨学术研究请以文言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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