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县志 - 道光元年（1821年）版训典

训典

清世祖（顺治皇帝）颁布《赋役全书》的序言（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

我作为君王统治天下，必定要把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作为首要任务。所以《禹贡》中记载了丈量土地的制度，《周礼》中确定了征收赋税的规范，划分行政区域和管理土地的法律极为完备。在明朝初年，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严格的制度，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到了万历年间，国家富足，家家户户都能自给自足。然而到了天启、崇祯（原文因避讳或习惯写作“崇正”）时期，因为战争频繁而增加军饷，各种苛捐杂税大量兴起，贪官污吏借机作恶，百姓苦不堪言。明朝的国运也随之衰亡，这确实值得深刻借鉴。我承担着上天托付的重任，作为百姓的君主，只要有一个百姓未能安居乐业，我的心里就会感到内疚。凡是我的衣服用度、饮食膳食，我都深加克制节俭。

然而，祭祀祖宗和各路神明，军队的犒赏和宴饮赏赐的繁多，以及各级官员和百姓的俸禄与粮食供应，无一不是取自于民间。我实在担心地方官员在规定额度之外额外加派，豪强和贪官污吏从中剥削、中饱私囊，导致百姓的生活率先陷入困境，那国家的大计又该依靠什么呢？因此，我特地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宏祚，将各个直属省份每年规定征收、起运和截留的总数，核实清楚并编撰成书，详细查考过去的案卷，并参考当前的情况。凡是有误差或遗漏的地方，全部予以纠正。钱粮的征收条例，全部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在天启、崇祯时期额外增加的赋税，全部予以免除。地丁税方面，先列出原额是多少，扣除荒废的土地多少；原额以万历年间刊印的典籍为准，扣除的荒地以复查后皇帝的圣旨为凭证。地丁税清理核实后，列出实际征收的数额。接着列出起运（上交中央）和存留（地方自用）的数额。起运的部分，按六部、寺卿、粮仓的不同种类详细划分；存留的部分，将各项款目细节一一列明。至于“九厘银”，旧书中没有记载的，现在已经增加进去；宗室的俸禄银，过去是地方存留的，现在改为起运上交。漕运的“白粮”等两种粮食，严格按照旧额。负责运输的差役的月粮，必须保证公平。胖袄和盔甲，过去很少交实物，现在全部改为折算成银两。南方运来的粮食（无论是实物还是折算银两），过去留在南方使用，现在用来抵作军需。官员的办公经费，制定了新的规定。经过开会讨论裁减了冗余的开支，将其归入正规项目。至于绢布实物、颜料朱砂、铜锡茶蜡等物品，已经改为折算银两的，按照督抚上报的估价列出；仍然解送实物的，按照刊印书册上的价格记入。每年由督抚准确考察当时的市场价格，上奏写明并填入“易知单”（纳税通知单）内，按照上面的数额办理交纳。更有过去没有交纳而现在应该增加的，以及过去太过繁杂而现在应该裁减的，都仔细加以清理核实，做到条理分明。

此后如果还有新增的土地和钱粮，由督抚和巡按汇总上报户部，以此作为核查的凭据。这样纲举目张，编成一本书，名叫《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希望能让普通百姓遵守这一法定格式，方便他们缴纳赋税。官吏们遵照这个章程办事，便不敢再苛刻敛财。这是当代的一部优良法规，也是流传万世的既定制度，虽说这里讲的只是它的大概。

至于在催收赋税的过程中，寓含着安抚体恤百姓的意图；广泛招纳流民开垦的法规，杜绝欺瞒隐瞒的奸诈行为，这都是太守和县令的责任。公正地统帅下属，顺应潮流宣扬教化，核实财政收支的数字，谨慎防范挪用公款，这都是布政司的责任。提拔廉洁的官员、惩办贪官污吏，兴利除害，根据开垦荒地的成绩来考核官员的优劣，通过钱粮的完纳或拖欠来决定官员的升降，恪守现成的法律，以不辜负我富国裕民的初衷，这方面督抚的责任尤为重大，你们应当恭敬地承受，绝不可疏忽怠慢。

💡 站长小贴士：

这篇《世祖章皇帝颁示赋役全书序》，是不是对清初的税收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

顺治帝和当时的户部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首席财务官”！为了解决明末留下的财务烂账，他们实行了极其硬核的“现代财务合规管理”

单一事实来源： 严禁地方官“盲盒式”乱收费。核实全国税额后，硬性规定以万历年间的数据为基准，编成一本《赋役全书》颁布天下，作为全国上下唯一的合法征税操作手册。

财务透明化：将糊涂账强行拆分为“起运（中央预算）”和“存留（地方预算）”，要求每一项开支都“事事条明”，明确到连官员办公费都有严格的新规，彻底斩断小金库。

实物折算标准化： 把原本需要交实物的盔甲、颜料、茶蜡等，全部按“市场时价”统一折算成银两，填在老百姓的缴费单上。明码标价，坚决杜绝“中间商（贪官污吏）赚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