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和附属的教育机构

今之瑞雲書院，昔之育英堂也。明萬歷十二年，知縣張文誥捐俸，同教諭羅兆琪集諸生捐金，買賀姓地，建育英堂於學後。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知縣康善述、貢生楊公俊倡議，創飛雲樓於堂前，就馬路作基，高出城堞，以廣肄業之區，亦為學後之鎮。遂更育英堂為聚文樓，後墻開月門以達飛雲樓。厥後聚文樓漸朽，雍正五年飛雲樓亦塌。教諭陳世蓮集紳士以飛雲樓之材補葺聚文樓，而更其名曰瑞雲書院。

初，瑞雲書院祗有頭門及文昌樓，閱數十年，日就傾圮，唯文昌樓墻壁僅存。嘉慶十年，知縣李永青倡捐修復文昌樓，其頭門亦將鳩工，以絀於費而止。十八年，知縣王鵬翥復倡修。以崇聖宮在書院前，與文廟不屬，弗便於祀事，且體制未崇，爰將尊經閣改建崇聖宮，而以其地增建書院。堂楹有加，廊廡周匝，視前為廣且邃焉。歲貢生李家翰、何廷贊，生員鄧錦中實董其事。

膏火：一、詳奉撥充共銀二十四兩一錢五分零；一、春風官戶銀十四兩五分零；一、閔盛祖戶銀四兩一錢二分零；一、岑石安戶銀四兩一錢八分零（管竹垌官租銀一兩八錢）。

右租銀竝自乾隆二十三年以後，歷縣所撥溢租、荒租錢銀數目，俱存縣房册，遞年俱由縣署核收，送瑞雲書院為膏火之貲。

嘉慶二十五年，知縣陳懷彥捐廉買荔枝林寨租錢七千以充膏火。

王公書院在倉邊巷常平倉西。雍正九年，知縣王博厚捐俸買生員柯一震屋地建，以館諸生。為屋二進，深五丈五尺，廣二丈八尺。置義田三十餘石以充膏火。今屋宇猶存，其租向係書院收管輸納。今自嘉慶十九年，邑眾議撥併五循祠收輸，以為遞年春秋二季添設忠孝、節烈二祠祭費。

现在的瑞云书院，也就是以前的育英堂。明朝万历十二年，知县张文诰捐出自己的俸禄，与教谕罗兆琪一起募集生员们的捐款，买下贺姓人家的土地，在县学后面建了育英堂。

大清康熙二十五年，知县康善述、贡生杨公俊提议，在育英堂前面创建飞云楼。就着马路打地基，建得比城墙的矮墙还要高，用来扩大学生们读书学习的地方，也作为县学后面的镇物。于是将育英堂改名为聚文楼，在后墙开了一道月亮门用来通往飞云楼。后来聚文楼逐渐朽坏，雍正五年飞云楼也倒塌了。教谕陈世莲召集地方绅士，用飞云楼剩下的木料修缮了聚文楼，并把它改名叫瑞云书院。

起初，瑞云书院只有大门和文昌楼，过了几十年，渐渐倒塌，只有文昌楼的墙壁保留了下来。嘉庆十年，知县李永青带头捐款修复了文昌楼，它的大门本来也准备召集工匠开工修建，因为经费不足而停止了。嘉庆十八年，知县王鹏翥再次倡导修缮。因为崇圣宫在书院前面，跟文庙不相连，祭祀起来不方便，而且建筑规格不够尊崇，于是把尊经阁改建成了崇圣宫，并用崇圣宫腾出来的地方扩建了书院。厅堂的柱子增加了，四周建起了走廊，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宽敞深邃了。岁贡生李家翰、何廷赞，生员邓锦中实际负责监督这项工程。

灯油伙食费（膏火）：第一项，详细向上级请示后拨充的共计银二十四两一钱五分多；第二项，春风官户银十四两五分多；第三项，闵盛祖户银四两一钱二分多；第四项，岑石安户银四两一钱八分多（其中包含管竹垌官租银一两八钱）。

上面这些租银，都是从乾隆二十三年以后，历任知县拨付的多余地租和荒地地租折算下来的钱银数目，全都登记在县衙的账本里，每年都由县衙核收后，送到瑞云书院作为生员们的灯油伙食费。

嘉庆二十五年，知县陈怀彦捐出自己的养廉银，买下荔枝林寨的租钱七千文，用来补充书院的灯油伙食费。

王公书院在仓边巷常平仓的西边。雍正九年，知县王博厚捐出俸禄，买下生员柯一震的房屋和土地建成的，用来给生员们居住学习。房屋一共两进，深五丈五尺，宽二丈八尺。购置了三十多石义田来补充灯油伙食费。现在房屋建筑还在，它的地租一直都是书院负责收管缴纳。现在从嘉庆十九年开始，县里众人商议，将其拨给五循祠合并收缴，用来作为每年春、秋两季增设的忠孝祠、节烈祠两个祠堂的祭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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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院空间的屡次重塑与地方风水形胜的交织

文中所记述的瑞云书院沿革，是一部生动的微观文化空间演变史。从明万历年间的育英堂，到康熙年间增筑高出城墙的飞云楼，再到雍正、嘉庆年间的改建与扩建，阳春的文教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持续重塑。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修建飞云楼时，特别强调其“高出城堞”且“为学后之镇”。这不仅仅是追求建筑规模的宏大，更是深刻反映了传统风水地理观念在地方文教建设中的投射。在古代州县的城市格局中，学宫与书院往往需要高耸的建筑来“聚气”和“镇守”文脉，以期在科举中拔得头筹。此外，嘉庆十八年为了理顺祭祀空间与教学空间的关系，将阻挡书院发展的崇圣宫移走（“以崇圣宫在书院前，与文庙不属，弗便于祀事”），从而拓展了瑞云书院的规模。这种物理空间位置的腾挪，展现了地方官绅在有限的城池地块内，对官方礼制与地方教育实用性之间进行的巧妙平衡与地理格局优化。

二、多源头筹措与“膏火”制度下的官绅文教共同体

古代书院的存续，高度依赖稳定的经济支撑。文中对“膏火”（即给生员的助学津贴与日常开销）来源的详尽记载，揭示了明清两代阳春县教育财政的复杂性与制度化。从县官捐出养廉银购置地产（如嘉庆二十五年知县陈怀彦买荔枝林寨租钱），到具体的官方拨银、特定农户的定额租银，乃至竹叶官租的划拨，形成了一套公私交织的混合赞助模式。这种“膏火”基金不仅交由县衙建册严格核收，在书院的实际修缮与运作中，也大多交由地方岁贡生、生员（如李家翰、何廷赞等）“实董其事”。这表明在清代中后期，阳春县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地方长官倡导拔款、地方士绅出资且实际管理的“文教共同体”。国家官僚体系与地方精英在办学资金与管理权上的深度合作与捆绑，是清代粤西地区基层文教事业得以维系的核心动力。

三、书院资产的拨并与清代中后期伦理教化重心的偏移

文中关于“王公书院”最终命运的记载，隐藏着一条极具思想史价值的社会线索。王公书院本是雍正九年知县王博厚捐出俸禄为生员读书而建，并配有三十余石的“义田”作为读书人的助学金。然而到了嘉庆十九年，这笔原本用于纯粹儒家经典研习的资产，却被“邑众议拨併”，专门用作“递年春秋二季添设忠孝节烈二祠祭费”。这一教育经济资源的强行转移，绝非偶然的财务调配，它深刻折射出清代中后期地方社会在基层教化重心地带所发生的实质性偏移。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单纯的科举文章之学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维系宗法与社会秩序的需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与祭祀“忠臣、孝子、节妇、烈女”，成为了国家与地方宗族强化社会防线、重塑伦理边界的最有力工具。书院的学术资产向“节烈”祭祀的让步，生动体现了明清理学观念下沉后的严酷化与绝对化，也是清代阳春县伦理纲常教化逐渐压倒书院自由讲学之风的一个真实时代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