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纯皇帝御制正文体

高宗純皇帝御製正文體（乾隆十年）

國家設制科取士，首重者在四書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四子書。設非讀書窮理、篤志潛心，而欲握管揮毫，發先聖之義蘊，不大相逕庭耶？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訓，朕題貢院詩云：「言孔孟言大是難。」乃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臆說也。

近今士子，或故為艱深語，或矜為俳儷辭，爭長角勝。風簷鎖院中，偶有得售。彼此仿傚，為搴幟爭標長技。不知文風日下，文品益卑，有關國家掄才大典，非細故也。夫古人論文，以渾金璞玉，不雕不琢為比。未有穿鑿支離，可以傳世行遠者。至於詩賦，摛藻敷華，雖不免組織渲染，然亦必有真氣貫乎其中，乃為佳作。今於四書文，採掇辭華，以示淹博，不啻於孔孟立言本意，相去萬里矣。

先正具在，罔識遵從，習俗難化，職此之由。嗣今其令各省督學諸臣，時時訓飭鄉會考官，加意區擇。凡有乖於先輩大家理法者，擯棄勿錄。則詭遇之習可息，士風還淳，朕有厚望焉。特諭。

乾隆皇帝御制规范八股文体的谕旨（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

国家设立科举制度选拔人才，首先看重的是四书文（八股文）。因为《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经的精微道理，全部包含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里。如果不深入读书探究真理、专心致志地钻研，就想提笔写出古代圣贤的深刻思想，那岂不是差得太远了吗？我的父亲（雍正帝）曾有过要求文风“清真雅正”的训示，我也曾在贡院题诗说：“想要把孔孟的道理说透彻，实在是太难了。”这是古往今来的共识，绝不是我一个人的主观臆断。

近来的读书人，有的故意使用晦涩难懂的词句，有的夸耀自己会写对仗华丽的辞藻，以此来争高低。在考场中，偶尔有这样的人考中，大家就互相模仿，把这当作拔得头筹的独门绝技。他们不知道这样下去文风一天比一天差，文章的品格越来越低，这关系到国家选拔人才的大典，绝不是小事。古人评价好文章，总是用没有经过雕琢的浑金璞玉来作比喻。从来没有那种牵强附会、支离破碎的文章，能够流传后世的。至于写诗作赋，铺陈华丽的辞藻，虽然免不了要进行文字的编织和渲染，但也必须有一股真气贯穿其中，才能算作佳作。如今在写四书文时，却去摘抄华丽的辞藻来显示自己渊博，这简直和孔孟立言的本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先贤的正统规范摆在那里，却不知道去遵从，社会不良风气难以改变，原因就在这里。从今往后，命令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要时时训诫乡试、会试的考官，阅卷时要特别注意区分挑选。凡是违背前辈名家写作法度与道理的文章，一律抛弃，绝不录取。这样，依靠旁门左道投机取巧的习气就能平息，读书人的风气就能恢复淳朴，我对你们寄予厚望。特此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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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方志卷首恭录“御制文”或“上谕”是地方志编纂中至关重要的政治惯例。将乾隆十年（1745年）《高宗纯皇帝御制正文体》恭录于《道光元年阳春县志》卷首，不仅是地方官绅对朝廷文化政策的表态，更是透视清代中期帝国意识形态控制、科举制度演变以及岭南边缘县域地方文教发展的一扇历史窗口。以下结合清代中期的整体时代背景以及阳春县的区域历史地理特征，对文中内容进行深度剖析。

一、文风与政风的同构：清盛世时期的意识形态整肃

文中乾隆皇帝对八股文“晦涩难懂”、“夸耀辞藻”、“牵强附会”等不良文风进行了严厉斥责，并重申雍正帝关于文风要“清真雅正”的训示。这绝非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是清代统治者“文风即政风”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清代前期，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治理，国家进入经济繁荣、疆域辽阔的盛世阶段。然而，伴随物质富足而来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松动与流变。文人学子在科举考试中追求旁门左道、标新立异，反映出清中期知识分子在严酷的文字狱高压下，逐渐逃避现实、转向形式主义的社会心态。

乾隆皇帝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倾向。在传统政治观念中，文风轻浮往往是人心浮躁、纲纪废弛的先兆。统治者将八股文视为代圣人立言的工具，要求必须“深入读书探究真理”。因此，规范八股文体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整肃运动。朝廷试图通过垄断并固化科举文章的标准，将天下读书人的思想牢牢禁锢在“清真雅正”的理学正统框架内，以维护帝国的长治久安。文中的严厉表态，拉开了清中期全面控制文化与思想的序幕。

二、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意志向岭南边缘县域的渗透

《道光元年阳春县志》将这篇几十年前的御制文恭录于卷首，展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文化网络实现向基层社会的下沉。阳春县地处粤西山区，漠阳江中上游，历史上属于岭南的偏远边陲，在物理空间上距离京师极其遥远。在传统社会中，如何将大一统国家的意志贯彻到山高水长的基层县域，是统治阶层面临的巨大挑战。

地方志作为“治天下者之政书”，其卷首的御制文就是皇权在地方的象征。道光元年，阳春官绅在编纂县志时，特意将乾隆帝关于规范文风的谕旨置于首位，是在向朝廷昭示：阳春县虽然地处偏远，但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做法将朝廷的“正文体”政策转化为地方办学的金科玉律。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让粤西山谷中的读书人也能感知到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凝视，从而实现了边陲社会与中原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度整合。

三、科举驱动与文教转型：阳春县基层社会的儒家化

结合阳春县的历史地理背景，文中对科举文风的规范，对当时阳春的地方社会发展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清代前中期，阳春县正经历着从“瑶俗蛮风”向“诗书礼乐”的转型。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和汉族移民的不断涌入，当地宗族力量开始崛起，而改变家族命运、提升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

对于阳春这种文教起步较晚、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粤西山区而言，本地读书人在科举竞争中本就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明确、务实的备考方向，极易在盲目模仿当时流行的复杂、华丽文风中迷失。文中强调“凡是违背前辈名家写作法度与道理的文章，一律抛弃，绝不录取”，实际上给阳春的地方教育指明了一条“捷径”——即摒弃追求奢华辞藻的投机取巧，回归对“四书五经”原典的扎实苦读。这降低了偏远地区学子因信息滞后而走弯路的风险，有力地推动了阳春本地学宫、书院的规范化建设，加速了岭南边缘社会的儒家化与士绅化进程。

四、教化官员的职责重塑：地方治理重心的文化转向

文中明确命令“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要时时训诫乡试、会试的考官”，并将文风的纯正与否作为考核教育官员、阅卷考官的重要指标。这一政策的落实，直接重塑了阳春县等基层地方官员的职能。在清代，知县和教谕（地方教育官员）不仅负责地方的司法和赋税，更承担着“移风易俗”的教化责任。

阳春县志收录此文，表明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和教育官员必须将“端正学风”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地方官员需要通过日常的“童试”选拔、书院课试，严格按照朝廷要求的“清真雅正”标准去甄别和培养人才。这种文化治理手段，实际上是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一套以科举为核心的奖惩机制。当读书人意识到只有写出符合“正文体”的文章才有出路时，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会走向“淳朴”。这种由上至下的制度约束，不仅稳定了地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为阳春县在清代中后期培育出更多本土人才、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