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邑建置始於唐之武德四年，其後分析合併，沿革靡一。至明之洪武九年，以陽春縣隸肇郡。嘉靖丙辰，前令俞君文英始修志；厥後張君文譜修於萬曆戊子，康君善述修於康熙丁卯，王君博厚修於雍正庚戌。此書已三纂矣。顧其地隨時轉，風與時化，迄今又三十年，踰時既久，詎惟是秩官選舉、節孝行誼漸有積薪之勢，懼其久而將湮耶？山川疆域，且有昔是而今非者，守土者執當日之志書，求今日之治理，其不膠柱也者幾希。重修之議，烏可不急講也。
昔朱子守南康，甫下車即詢郡志，君子謂其識治體。余待罪越四年，迨聞調而始議及，非曰緩也。舊志中有宜存者，有宜去者，有宜更正而變通者。余彙載于此，或於諮詢所及，而有探訪；或於舟車所至，而有經歷；或於張弛所加，而有興革：皆志物也，皆志要也。乃集邑紳而告之曰：「今可以言重修之事矣。」爰於歲之九月，延仁和呂縉堂先生。博古君子也，秉筆總裁。與邑中公明之士，若教主講、謝孝廉輩，旁搜遠覽，苟確有得於所見與所聞與所傳聞，眾猶謙讓而未遑者，筆則筆，削則削。知我罪我，余固弗敢避焉。
四閱月而稿成。雖不敢與通都大邑之紀載爭奇，然以紹承諸前令，後條而列之，彙而纂之，文損於前，事增於後，為綱為目，燦然備舉。用是付諸梨棗，於以宣揚聖化，固不特山陬僻隅有以彰一道同風之盛，而亦為後之官斯地者，舉事不誣，經世有憑，豈僅為一時之文獻已哉！是為序。
乾隆戊寅 年 月 日
邑令 姜山
按：姜志為浙江仁和明經呂伊編，邑舉人謝以光，拔貢生謝惠成，教泰，貢生李燾、柯爾常、吳昌偃、劉世槐，監生梁文海，生員柯日旦、黃朝賡、嚴而泰、陳舜源、敖震、謝參光、嚴而溫、陳開五，儒士黃朝文同輯。凡十六卷，今存。
阳春县的建置开始于唐代武德四年，之后的分分合合、历史沿革不尽相同。到了明代洪武九年，阳春县隶属于肇庆府。嘉靖丙辰年，前任县令俞文英先生开始编修县志；其后张文谱先生在万历戊子年重修；康善述先生在康熙丁卯年重修；王博厚先生在雍正庚戌年重修。这部书之前已经编纂过三次了。但是地方的情况随着时间转移，风俗也随着时代变化。到现在距离上一版又过了三十年，时间已经很久了，难道只有官员的更替选举、节妇孝子的事迹逐渐堆积得像山一样多（积薪之势），只怕时间久了会逐渐湮没吗？山川疆域的划分，也有过去是对的而现在已经改变了的。作为守卫一方的官员，如果拿着当年的旧县志来寻求今天的治理方法，那就如同“胶柱鼓瑟”一样不知变通，很少能行得通的。所以重修县志的提议，怎么能不赶紧提上日程呢。
以前朱熹在南康做官，刚一上任就索要郡志看，君子们都说他懂得治理地方的要领。我来阳春任职已经四年了，等到听说自己将被调任时才开始谈论修志的事，这并不是说我不着急。旧县志中有些内容应该保留，有些应该删去，有些应该更正并加以变通。我将这些情况汇总记载在这里，有的是在咨询中打听到的；有的是我乘车坐船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在政务的宽严相济中兴办或废除的：这些都是县志要记录的内容，也是县志的核心要点。于是我召集县里的乡绅告诉他们：“现在可以谈重修县志的事情了。”于是在那一年的九月，聘请了浙江仁和县的吕縉堂先生。他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君子，由他执笔担任总编纂。他与县里公正严明的读书人，比如县学教谕、书院主讲、以及谢举人（谢以光）等人，广泛搜集博览。只要在所见、所闻以及传闻中确实核实有所收获的，在大家还谦让没来得及动笔的时候，该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减的就删减。无论是理解我还是怪罪我，我本来就不敢逃避这修志的责任。
经过四个月的审阅，稿件完成了。虽然不敢和那些繁华大城市的志书去比拼文采的奇特，但因为继承了历任县令的成果，在后面分条列出，汇编成册。文字比前人的精炼，记事比前人增加，纲举目张，完备地呈现了出来。因此交付工匠刻板印刷，用来宣扬皇上的圣明教化，不仅让偏远的山区能够彰显全国风俗淳厚一致的盛况，而且也为以后在这里做官的人提供一个办事不被欺骗、治理地方有据可查的参考，这哪里仅仅是一时的文献资料呢！这就是序言。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年，1758年） 月 日
邑令 姜山
（编者）按语：姜山知县主修的这版县志，是由浙江仁和县的明经（贡生）吕伊（字縉堂）编纂的。本县的举人谢以光、拔贡生谢惠成、教谕泰某，贡生李焘、柯尔常、吴昌偃、刘世槐，监生梁文海，生员柯日旦、黄朝赓、严而泰、陈舜源、敖震、谢参光、严而温、陈开五，以及儒士黄朝文等人共同编辑完成。全书共十六卷，目前依然存世保留着。
💡 站长小贴士：
读到这篇乾隆年间的序言，有没有觉得这位姜山县令特别接地气？他在阳春做了四年官，临走调任前突然觉得“不行，现在的阳春跟三十年前王博厚修志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拿着老地图怎么治现在的水？”于是他雷厉风行地找来了外地专家和本地乡绅，花了四个月就把稿子赶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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