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闽广百姓各务本业

諭閩廣百姓各務本業（雍正五年）

諭閩廣兩省督撫：

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產之米，即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此，即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力？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

昨曾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射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煙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令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足，有由來矣。

令二省督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為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所依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若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為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特諭。

关于要求福建广东两省百姓各自专心农业本业的谕旨（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皇帝下谕给福建、广东两省督抚：

经常听人称福建、广东本省出产的大米很少，不够百姓食用。总督高其倬也曾上奏过此事。巡抚杨文乾则说：“广东所产的大米，就算是丰收的年份，也仅仅够吃半年。”我认为，本省产的米不够本省人吃，在歉收的年份确实是有的；但如果说每年都这样，连丰收年也如此，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到底是田地荒废，没有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还是耕种怠慢，没有尽到人力？或者是奸猾之徒图谋高价，走私卖到了海外？这三种情况都说不定。

昨天我曾当面训示九卿，今天广西巡抚韩良辅上奏说：“广东地广人稠，专门依靠广西的大米供应。而在广东本地的人，只知道贪图丰厚的利润，把土地大量用来种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提取靛蓝染料的植物）等经济作物，导致百姓虽然富有但大米短缺。广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怎么能把出产的大米任由邻省大量贩运呢”等语。这个奏折与我之前的圣旨意思相符。由此可知，福建、广东百姓粮食不够吃，是有其根源的。

命令两省的督抚等人要全心全意地去劝导，使人人都知道“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各自专心于农业这个根本产业，在田地里尽力耕种。不能因为贪图（经济作物的）利润而荒废了农业生产的大事，不能舍本逐末而忘记了种庄稼的艰难。至于种植果园树木之类的作物，应当等有剩余的土地和多余的精力之后再去做。怎么能只图眼前一时的利益，而不去为养命的源泉做长远打算，以至于到了危急时刻无所依靠，只能等待邻省的救济呢？假如邻省也遇到歉收，那又该怎么办呢？你们这些督抚必须要恳切地晓谕百姓，善加教化引导，让愚昧的百姓能够豁然醒悟，踊跃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这样地方的资源才不至于白白消耗，米谷粮食也就不至于匮乏了。特此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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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舍本逐末”看清代岭南农业商业化与人地矛盾

文中雍正皇帝对福建、广东两省粮食短缺的追问，极其精准地切中了清代中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的核心痛点：农业的过度商业化。清代康雍乾时期，随着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广东本就“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显得愈发捉襟见肘。然而，文中广西巡抚韩良辅的奏报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经济学真相——广东百姓并非仅仅因为缺地而缺粮，而是主动选择了种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等经济作物。

这种被最高统治者斥为“贪图厚利”、“舍本逐末”的行为，在现代经济地理学看来，恰恰是地方百姓面对人地矛盾时的理性生存策略。广东气候温暖湿润，极适宜经济作物生长，种甘蔗熬糖、种青靛做染料的经济回报远高于种植水稻。农民通过出卖经济作物换取白银，再从邻省购买廉价大米，从而形成了早期的区域市场分工。但这种自发的市场行为，直接冲击了帝国长期以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底线，引发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强烈不安。

二、跨省粮食调配与帝国宏观经济安全格局的焦虑

文中不仅展现了地方农业结构的变化，更暴露了大清帝国在鼎盛时期隐藏的粮食安全危机。广东的“地广人稠”与“多方生财”，建立在广西等内陆省份“地瘠民穷”且源源不断提供粮食的基础之上。皇帝的担忧极具战略眼光：“倘邻省亦遇歉收，将如之何？”这不仅是皇帝的假设，更是清代中后期频频上演的现实灾难。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传统农业帝国中，粮食不仅仅是经济商品，更是维系政权合法性与社会稳定的绝对基石。一旦广东遭遇灾害，而广西又无粮可调，数以百万计的流民将瞬间冲垮地方的统治秩序。因此，文中要求督抚“恳切晓谕，善为教导”，表面上是劝课农桑，实质上是中央政权试图通过行政指令，强行干预并扭转区域市场化趋势，将帝国经济重新拉回以粮食安全为绝对核心的重农抑商轨道。这种国家安全逻辑与民间逐利逻辑的博弈，贯穿了整个清代中后期。

三、重农本谕旨冠于阳春县志的基层治理隐喻

将这道一百多年前要求百姓“各务本业”的谕旨，郑重其事地放在道光元年《阳春县志》的卷首，有着极强的地理空间与基层政治意味。阳春县地处粤西山区，漠阳江贯穿其中，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与丘陵山地决定了这里平原极少，水田资源异常珍贵。在清代，阳春同样面临着人口滋生与耕地有限的尖锐矛盾。

修志的地方官员与士绅将此文献置于卷首，实际上是将其作为指导阳春地方发展的最高政治纲领。当时的阳春，民间为了追逐利润，必然也存在毁田种草、开山种植经济作物的风气。这种短视行为在遇到台风、洪涝或旱灾时，极易导致地方性的饥荒与社会动荡。县志以此开篇，是向全县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基层治理必须以保障粮食生产为第一要务。这不仅是对中央政策的响应，更是阳春地方精英在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时，试图利用国家权威来规范土地利用方式、稳固地方宗族与社会秩序的务实之举。

四、道光初年的生存危机与帝国传统经济模式的穷途末路

我们需要将目光聚焦到这部县志成书的道光元年（1821年）。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告别了康乾盛世的繁华，一脚踏入了被称为“嘉道中衰”的历史泥沼。人口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全球白银流动导致“银贵钱贱”，普通百姓的生活愈发艰难。距离摧毁帝国传统朝贡体系的鸦片战争，仅仅剩下不到二十年。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节点，阳春县的修志者重温雍正朝的这道谕旨，透出一种强烈的时代焦虑感。文中所批评的“只图目前之一时，不为养命之长计”，在道光年间已经演变成了难以挽回的社会痼疾。面对日益汹涌的商品经济浪潮（尤其是距离不远的广州口岸贸易的辐射），传统的“民以食为天”、“尽力南亩”的道德说教与行政命令，已经显得苍白无力。将先帝的谕旨奉为圭臬，既是传统士大夫面对无法解决的经济结构危机时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折射出整个大清帝国在近代化前夜，依然试图用旧有框架来解答新时代难题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