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县志 - 道光元年（1821年）版旧序（明 · 张文谱 撰）1588年

第一段：修志包罗万象，极为不易

编修县志哪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天上星宿的分野和气候，往上关系到天文学；疆域边界和风俗习惯，往下维系着地理学；学校的祭祀，体现了读书人的风气和官员的治理；礼仪、防御、祭神、阅兵，关系到军事和礼制；科举选举、赋税徭役，记录着官员名册和人口数量；名臣和乡贤，则展示了本地代表性的人物。其他比如祥瑞或灾异的交替出现，物产的丰收或繁衍，以及历史沿革、兴衰存亡的缘由，所有细节都要全部记载在里面。这就好比翻阅《黄帝内经》来品尝百草，或者探访武器库看到刀枪剑戟森严排列一样，这真的是治理县政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啊。

第二段：批评修志不严谨的乱象

不过，拿笔写文章、摘录词句，最可贵的是出于公心并仔细核实。那些盲目跟风毁誉的人，只会抄袭雷同的说法；那些凭个人主观臆断的人，则会树立起引发无休止争论的靶子。牵强附会，就会像“郢书燕说”那样产生荒谬的误解；盲目沿袭错误，就会像“豕亥”、“鲁鱼”那样把字都写错。唉，修县志哪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第三段：知县自述修志的动机

我（张文谱）一直很犹豫。自从上任以来，我早晚小心谨慎，只怕政务没搞好而招来官场的非议；偶尔下班后有点空闲，也仅仅是靠读读书来娱乐自己，辅导一下孩子们的学业罢了。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天天都觉得惶恐，哪里敢轻易动笔修志呢？但转念一想，县里的旧县志，还是在嘉庆丙辰年（1556年）由俞县令初次编修的。那些地图和典籍经过了战乱，很多事物都已经消亡，历史沿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现在，朝廷大军平定了地方，街市的商业和政务刚刚开始恢复张罗，如果我不趁机收集整理重修，这些历史怎么能流传不朽呢？所以我也不顾自己才疏学浅，不怕被指责为抄袭，就把县志草拟了出来。我是怕历史资料散失啊，哪里还顾得上推辞说自己越权妄为呢。

第四段：呼吁同僚乡绅共同参订

从前汉代的司马迁、班固搜集百代史料写成史书，评论家说他们内容扎实、条理详细、体例完备，但对于这样的史书，像我这样浅薄的书生尚且还有批评的意见。可见修志有多难啊！现在咱们县有学识渊博、品行端正的罗教谕；有年高德劭、眼光敏锐的老乡绅；还有熟悉本地传闻、核实过本地物产的各位生员朋友。将来史官在朝廷起草文书时，必然会通过一个字来定夺褒贬，在只言片语中寓含劝善惩恶之意，我们怎么敢不敬慎地加以参考修订？如果内容分类不妥，合并在一起也不算麻烦；如果类别不匹配，单独分开也不算随便。什么该增加，什么该删减，什么该详细，什么该简略，什么该留下线索以供后人记录，什么该删掉繁琐内容以平息后世争端？山林里埋没的奇人节妇如果没有被表彰，我们就要把他们发掘出来；官员的政绩和作风如果不符合公论，我们就要仔细核实并加以纠正。然后再向公众公布，刻板印刷，使它永远流传，这就是阳春县的荣耀，也是各位读书人参与修订的功劳，这样我张文谱大概才不算越俎代庖吧！

第五段：红黑批注的警示与期望

这次重修县志，我到处借阅旧版，仅仅找到了一部，而且前面的简短序言已经丢失了。但是我查阅旧志里“重修文庙”这一条目时，发现页面顶端有一段红笔写的批注：“重修文庙的木材和石头都是老百姓（甲里）出的，而写县志的人却说全是他自己捐献俸禄买的，太扯谎了！”再看“城隍庙”这一条目，顶端又有一段黑笔写的批注：“嘉靖二十四年，知县潘相重修了庙宇，县志唯独遗漏了他的功劳。这就忘了后人看待今天，就像今天看待过去一样啊。”这两条红黑笔的批注，如果说的是事实，那真的是对前任修志者极大的批评。既然我们要借鉴旧志来重修，内容就不能自相矛盾，这旧书上的红黑笔迹，足够警醒我们这些后来修志的人了。我万分希望大家能互相考证，协力完成这部书，不要让我们像前人那样被后人嘲笑，那就太幸运了。

万历戊子年（1588年）月 日 县令 张文谱

【清代编者按语】

按：张文谱编修的县志早就失传了，只剩下这篇序言，是在《康熙县志》的序言里看到被引用的。这里说的“旧志”，应该就是嘉靖年间俞县令修的县志。查阅明代黄佐编修的《广东通志》，里面记载有“《阳春县志》五卷，俞宗周撰”。但是考证旧县志，当年的县令叫俞文英，并没有叫俞宗周的。我们怀疑，“宗周”应该就是俞文英的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