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序（清 · 陈怀彦撰）1820年5月

余奉檄來春州數閱月，邑人士以志成告。前署尹陸君樹堂旣序之，屬余亦弁言卷端。是役也，陸君始之，余繼之。始事者難，繼事者易。余可以無言是書也。番禺劉樸石太史實繩創之，其類事而核，其屬辭也雅，其叙例也嚴且備矣。余尤可無言。雖然，余聞道也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因思志也者，所由達於治之書也。而余獲與有力，以觀其成，幸矣！

夫粵古稱海濱鄒魯，區陽春於粵，一下邑耳，然亦可以鄒魯稱。余蓋綜生平所閱歷而甚有屬望於春也。余幼隨侍先君子宦遊西蜀，比壯歲，筮仕秦中。愧輕陋才，不足以言治。惟於蜀挹峨嵋、青城、錦江、玉壘之勝，槪於秦攬終南、太華、嶓冢、汧渭之壯觀，益信山川靈奇，人物瑰偉，爲古今之通論焉。兹者踰嶺而南，視賁隅都會民物之盛，伯仲秦蜀。而山川則端州尤奇秀，春爲端之屬邑，崆峒巖壑，號曰神臯；其雲靈、天几、鷹鸇諸山，冠於漠陽諸水，盤礴鬱積，宜爲人物淵藪。乃稽之於古，瓊枝不數數觀；今雖涵泳聲敎，駸駸乎肩隨上邑，而士風猶未甚盛，民俗猶未盡淳也。曷故？宋區峴有言：“習俗之龐，雜鬪訟之蕃多，亦濱海之會，居勢使然。願司牧者，能辭其責耶？”然則斯志之成，以闡幽潛，作風化，所繫良鉅。而風土剛柔之異，政務興革之宜，余將開卷瞭如，資以治春。用是遂不能已於言。

與春之士民砥礪咸登，同適於治，無忝乎海濱鄒魯之稱也。

嘉慶庚辰夏五月

知陽春縣事吉水陳懷彥補初氏謹撰

第一段：接手修志，自谦与感悟

我奉命来到阳春县上任几个月后，县里的读书人们跑来告诉我，县志已经编修完成了。前任代理知县陆树堂（陆向荣）先生已经写了一篇序，大家嘱咐我也在卷首写几句开场白。修县志这件事，是陆先生开的头，我只是来接续的。凡事开头难，接手却很容易。对于这本书，我本来是可以不写什么序言的。况且番禺的刘朴石太史实际主笔完成了初稿，他归类的史实非常准确，文辞很优雅，体例也很严谨完备，我就更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尽管如此，我听说“道”是通向天下大治的途径；由此联想到“县志”，其实也就是用来达成治理地方目的的书籍。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出一点微薄之力，并亲眼看到它编纂完成，真是三生有幸啊！

第二段：纵论山川，反思风气与教化

广东自古就被称为“海滨的邹鲁”（邹、鲁是孔孟故乡，代指文化昌盛之地），阳春在广东虽然只是一个小县，但也完全配得上“邹鲁”的称号。我综合自己大半辈子的阅历，对阳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在四川（西蜀）做官游历，到了壮年，又在陕西（秦中）做官。我很惭愧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妄谈什么大政方针。但在四川，我领略了峨眉、青城、锦江、玉垒山的胜景；在陕西，我又揽尽了终南、太华、嶓冢、汧渭的壮观。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相信“山川有灵气，就会诞生伟大的人物”，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现在我跨越南岭来到广东，看到广州（贲隅，指广州一带）这样的大都市，人口物产的繁盛，完全不输给陕西和四川。论山水，端州（肇庆）最为奇特秀丽，阳春作为端州的属县，那里的崆峒岩洞被誉为神仙居住的胜地；云灵、天几、鹰鸇等名山，气势磅礴地盘踞在漠阳江流域之上，这里理应是人才荟萃的宝地。

可是查考古代历史，这里像“琼枝”一样杰出的人才却不多见；如今这里虽然深受教化熏陶，发展迅速，快要赶上那些大县了，但读书的风气还不算很兴盛，老百姓的风俗也还没达到完全淳朴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宋代官员区岘曾说过：“风俗混杂，打官司的纠纷繁多，也是因为地处沿海交汇处，地理环境造成的。但作为地方的父母官，难道就能借此推卸责任吗？”既然如此，这部县志的编成，用来发掘那些被埋没的人才和善事，用来改善社会风气，关系真的非常重大。至于各地风土人情的刚柔差异，哪些政务该兴办、哪些该改革，我只要翻开这部县志就能一目了然，把它作为治理阳春的参考。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最后还是忍不住写下了这篇序言。

第三段：共同勉励的结语

我希望能与阳春的读书人和老百姓们一起相互勉励、共同进步，一起步入政治清明、生活安定的好时代，不要辜负了“海滨邹鲁”的美名啊。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年，1820年）夏季五月

阳春县正堂知县，吉水县人陈怀彦（字补初）恭敬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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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达于治之书”看清代方志的政务工具属性

文中的陈怀彦开篇便将“道”与“志”进行了高度的哲学与政治捆绑，明确提出“志也者，所由达于治之书也”。这一论断极其精准地概括了清代中后期地方官员修志的核心内驱力。在清代复杂的官僚体系下，地方志已经完全褪去了文人墨客“采风问俗”的浪漫主义色彩，转变为极具实操价值的政务参考手册。陈怀彦坦言自己“获与有力，以观其成，幸矣”，并非单纯因为参与了一项文化工程，而是因为这部由前任启动、名儒主笔的县志，为他接下来的施政提供了现成的“数据库”。通过查阅县志，地方主官能够迅速打破信息壁垒，掌握地方的地理险易、户口钱粮与风俗民情，从而实现以“志”促“治”的行政目标。

二、跨地域的地理空间对比与边邑的人文焦虑

文中陈怀彦通过回顾自身在西蜀（四川）与秦中（陕西）的宦游经历，将阳春的山川地貌与大西北、大西南的名山大川进行了跨地域的宏观对比。他深信“山川灵奇，人物瑰伟”的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阳春拥有崆峒岩壑、云灵天几等磅礴奇秀的山水，理应是“人物渊薮”。然而，现实却令他感到强烈的反差：阳春在历史上“琼枝不数数观”（杰出人才稀少）。这种地理景观的壮丽与历史人文的单薄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深刻折射出清代流官在面对帝国边缘县邑时的人文焦虑。这也反映了尽管到了嘉庆末年，粤西山区的人文发展速度正在加快（“骎骎乎肩随上邑”），但由于开发历史较晚，其底蕴仍难以与中原或江南核心区相提并论。

三、“海滨邹鲁”的文化建构与基层的教化挑战

文首与文尾首尾呼应地提到了“海滨邹鲁”这一概念，这不仅是对广东整体文化地位的赞誉，更是清廷对岭南边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政治目标。陈怀彦敏锐地指出，阳春虽然“涵泳声教”，但“士风犹未甚盛，民俗犹未尽淳”。他直接引用宋代官员区岘的言论，指出沿海交汇地带（滨海之会）往往伴随着“习俗之庞，杂斗讼之蕃多”的复杂社会面貌。在明清时期，粤西地区多民族杂居，宗族势力强盛，加之商业贸易的渗透，民间往往争勇好斗、健讼成风。陈怀彦直面这一基层教化难题，强调用县志来“阐幽潜，作风化”，意在通过表彰本地的节义孝悌与乡贤名宦，树立道德标杆，从而以儒家正统价值观来驯化、改造粗犷的本土风俗。

四、流官的政治自觉与因地制宜的治理逻辑

面对阳春复杂的民风与繁多的诉讼，文中的陈怀彦展现了清代优秀文官的政治自觉。他并未将治理的困境简单归咎于“风土刚柔之异”或“滨海之会”的客观地理劣势，而是发出“愿司牧者，能辞其责耶”的反问。这种绝不推卸责任的态度，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担当精神。他明确表示，要通过阅读县志，摸清阳春风俗的刚柔特点，进而推敲“政务兴革之宜”。这意味着，清代的基层治理并非一刀切的盲目施政，而是要求地方官在充分掌握地方文献与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刚柔并济地进行制度调整与社会管理。这部《阳春县志》，正是他用来对症下药、实现“与春之士民砥砺咸登”宏大愿景的政治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