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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乡土史,几度故园情。地方志不仅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更是留住乡愁记忆、赓续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最近,广东省正大力启动《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的编撰工作,并不断深化“广东数字村史馆”的建设,以此创新推动人文助力“百千万工程”。
万涓成水,汇流成河。要挖掘和传承好双滘本土的“小村史”,离不开对阳春宏观历史的深度溯源。在这股全省发掘、保护并传承历史记忆的浪潮中,作为双滘人自己的互联网数字家园,理应走在前列。因此,在近期推进地方文献数字化的进程中,为了从源头档案里寻找更多有关阳春的记载,并精准攻克古代竖排文本缺乏句读的阅读障碍,我将目光投向了这本《阳春县志》。关于这套县志的版本渊源,有必要向大家做个详细的说明。
关于“原版本”(道光元年版)与纪年差异
这部十四卷本的县志是由当时的代理阳春知县陆向荣牵头重修的。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序言落款和真正的成书年份会有差异?这两个年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古代修书和刻书的流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这是序言落款的时间。陆向荣在这一年的二月中旬写完了这篇序言,标志着全书内容的编纂工作基本完成(正如序中所言“书成凡十四卷”)。
道光元年(1821年): 同一年的下半年,嘉庆皇帝驾崩,道光皇帝继位。古代改朝换代或改年号,纪年就要跟着变。这本书从定稿到真正把木板雕刻完毕、刷印成书发行,到了第二年(即1821年),所以书名上就标为了《(道光)阳春县志》或者“道光元年版”。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原版本。
跨越百年的接力传承与底本选择
我现在据以整理、提取和校对的底本,是1921年(民国十年)广州大马站“大同新记”书局翻刻的重印本。两者在内容上是同一套东西,都是由陆向荣牵头重修的那部十四卷本的《阳春县志》。
这里特别向大家说明,虽然我找到了道光元年的原版(写刻本),但考虑到原版书体带有大量的连笔书写,而民国十年的重印本采用了更加标准化的印刷字体。因此,我采取了“以民国印刷版为底本进行 AI OCR识别,并在遇到疑难字词时调出道光原版进行对照比对”的策略。
1921年(民国十年)的重印,体现了这本县志在成书一百年后(1821 – 1921),依然被前人珍视并接力传承。而在这又一个百年后的今天(2026年),由我接下这根传承的接力棒,借助现代技术对其进行数字化“重光”,克服竖排古文缺乏句读的困难进行精准断句,并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这不仅是一次打破古籍语言与排版屏障的尝试,更是一场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对话,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传承工作!
相信很多老乡,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阳春的深厚底蕴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当我们满怀期待地翻开古籍原卷时,往往会望而却步——原文不仅词汇古奥晦涩,而且全篇没有标点符号和段落划分。对于习惯了现代网络阅读的我们来说,啃下这本县志犹如读天书一般困难。
整理、校对并翻译这本县志,我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为了打破这道语言和排版的屏障,让更多年轻人能够无障碍地阅读它,了解我们阳春的沧桑巨变与历史脉络,真正做到借古鉴今。 我们的先辈是如何治理这片土地的?阳春的风俗物产有着怎样的演变?这些宝贵的记忆不应该只在档案馆里束之高阁,它应该走进我们每一个阳春人的视野里。
在具体的整理过程中,由于本人精力与能力有限,我借助了 AI OCR 技术来辅助提取古籍扫描件中的文本。但技术并非万能,对于残缺的古籍,AI识别难免存在不少错漏。因此,我结合自己有限的经验,对原稿中遗漏、错乱的地方进行了反复的人工校勘,并按照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划分了段落、添加了标点,最终为大家呈现了这个古文精校与白话翻译、AI解析并存的版本。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文的断句与翻译极具专业性,目前的版本仅代表我个人的理解与观点。学海无涯,本人才疏学浅,难免有偏颇或错漏之处。如果您在阅读过程中发现有异议或更准确的见解,非常欢迎您提出来,我们一起交流探讨,也欢迎大家在文章底部多多点赞,支持双滘社区网的文献整理工作!
关于版权的说明:
本卷《阳春县志》原著为清代先贤所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关于“自然人的作品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的规定,这部历经两百余年的古籍早已远超法定保护期限。目前,该原著已彻底进入公有领域,属于全社会的共同文化财富,大家可以完全自由地阅读、分享、传播和研究。
希望这份微薄的努力,能为大家打开一扇了解阳春历史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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