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在肇慶府西南，廣九十里，袤一百七十里。至肇慶府城三百四十里，至省城四百八十里，至京八千三百五十里。
東至陽江珠環山界六十里（珠環以北為恩平界）。西至東安西山界三十里。南至陽江清湖界七十里。北至新興鉛鐵崗界一百里。東北至新興王高山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陽江輪水河界五十里。西南至黃峒及電白欖頸榕界一百五十里（黃峒而西為茂名界）。西北至東安分界墟一百二十里。
阳春县位于肇庆府的西南方，东西宽度为九十里，南北长度为一百七十里。距离肇庆府城三百四十里，距离广东省城（广州）四百八十里，距离京城八千三百五十里。
东边到达阳江县珠环山边界，距离六十里（珠环山以北则属于恩平县的边界）。西边到达东安县西山边界，距离三十里。南边到达阳江县清湖边界，距离七十里。北边到达新兴县铅铁岗边界，距离一百里。东北边到达新兴县王高山边界，距离一百二十里。东南边到达阳江县轮水河边界，距离五十里。西南边到达黄峒以及电白县榄颈榕边界，距离一百五十里（黄峒往西则属于茂名县的边界）。西北边到达东安县分界墟，距离一百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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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政区建制看大一统中央集权在地方的延伸
文中的空间坐标数据清晰地勾勒出清代中叶国家治理的层级体系。阳春县在标明自身疆域时，首先确立了其隶属于肇庆府的行政关系，并在首段不仅统计了到府城（三百四十里）和省城（四百八十里）的距离，更跨越数千里标注了到京城（八千三百五十里）的距离。这种“政治地理里程表”式的书写是清代地方志的标准化规范，体现了极其强烈的中央集权意识与天下大一统的观念。无论多么偏远的基层政区，其终极的政治指向都是朝廷所在。从距离上看，阳春到省城广州和府城肇庆相对便捷，处于岭南核心政治经济圈的次外围，这决定了它在清代既能接受省府核心区的经济辐射，又是维系粤西局势稳定的重要战略支点。
二、阳春县的狭长型空间形态与生态地理屏障
文中记载的“东西宽度为九十里，南北长度为一百七十里”表明，道光年间的阳春县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南北长、东西窄的纵向狭长形态。这种地理轮廓并非人为任意划分，而是由粤西地区喀斯特地貌与山脉河流的走向所决定的。结合八方疆界来看，阳春的四周密布着各种天然屏障，如东边的珠环山、西边的西山、北边的铅铁岗、东北的王高山等。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被群山环抱、中间多盆地谷地的地形，一方面利于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态和农业单元，使得当地能够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内部交通对河流（如漠阳江）有着极高的依赖性，山川阻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阳春相对内敛的地方文化特征。
三、邻接政区交错与瑶疆治理的历史烙印
文中的四邻关系透漏出深厚的历史变迁信息。细读八方边界可以发现，阳春县与阳江、恩平、新兴、东安、电白、茂名等多县交界，地处多府县交汇的十字路口。其中频繁出现的“东安县”（即今云浮、郁南一带）极具历史地理学研究价值。东安县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罗旁战役”后，为了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治理而专门设立的。到了清代道光年间，阳春西边和西北边与东安县接壤，且西北到分界墟达一百二十里，表明这一带在历史上曾是族群交汇、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边缘地带。西南边界提到“黄峒”以及“黄峒往西则属于茂名县”，同样揭示了该区域典型的南方“峒”民社会特征。这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界线，更是明清两代南方山区军事化建制、改土归流以及地方开发过程的活化石。
四、传统地志中的里与实际交通网络
文中的距离数据并非现代几何学上的直线距离，而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中所称的“实际路里”，即顺应地形起伏和河流弯曲的步行或舟楫里程。例如，东南到阳江县轮水河边界仅五十里，而西南到电白县边界则达一百五十里。这种数字的疏密，直接反映了当时各条交通路线的通达度与地形崎岖程度。东、南、东南方向到阳江、恩平的距离相对较短（五十至七十里），说明阳春与沿海地区及珠三角核心区的地理联系更为紧密，经济与人口往来更频繁；而西、西北及西南方向由于云开大山等重峦叠嶂的阻隔，边界距离较远且多以“分界墟”、“西山”为标尺，暗示了西部山区交通的艰难以及在清代中叶仍带有一定的边疆开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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